外交作为地缘政治目标实现的手段之一，本应服从并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美国的确没有外交部部长，但却设有国务卿。这即可证明，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内，都离不开外交手段。外交，恰恰是国家主权主体地位的体现。外交既是地缘政治的延伸，又不能等同于地缘政治手段。作为非暴力的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存在，外交又离不开实力政治的作用。然而，外交始终不等同于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目标的达到，不可能完全以实力政治来实现，这也就是外交学得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法则之下仍然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地缘政治目标带有主观性质，是由人来决定的。要使得己方的地缘政治企图为对方所接受又或者相信，就必然要在外交上取信对方。历史上，这种情况多有出现。如中美乒乓外交之后，北京方面就曾经认为华盛顿方面的意图仅仅是为了早日结束越南战争。这种状况即是由于秘密外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外交形式的选择在这里体现出了相当的意义。

　　今日之美国，仍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华盛顿从未以官方形式向世界宣告自己企图获得世界范围内的绝对权力。即便美国有能力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华盛顿也仍然不应该这样做。实力政治的必然法则指导下，华盛顿所寻求的乃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因而，无论华盛顿是否有意获得绝对权力，其外交的任务将不可转移地定位于让世界相信他没有获得绝对权力的意图。美国的外交官穿梭于全世界，寻求着希望中的合作。

　　对于美国的外交官们来说，残酷的现实几乎把他们的努力完全抹杀。华盛顿实现地缘政治企图的手段过于明显，打破了既有的外交原则和基本的外交信誉，也从道义上打击了自己。外交对于信誉的要求相当明显。一纸协议甚至口头承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真正让协议和承诺获得保障的是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道德准则和自我约束。失去了国家行为主体的自我约束，特别是道德准则的缺失，将使得外交的内容趋于空泛。马基雅维利、格劳秀斯、萨道尔、尼科尔森等外交家无论其对于毁约的态度如何，都无不强调信誉的重要性。他们或认为毁约必须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进行，或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毁约。总而言之，他们都认同信誉是外交的支柱力量。

　　笔者认为，某些情况下，毁约是必要的。比如说，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即属于利益特别大而对于国家信誉影响则较小的案例。苏联在这一行动中居于道德优势地位，这种道德的优势又为全世界所认同。因而，苏联的毁约实际上从道德上得到了补偿，抵消了自我约束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另外一些情况下，毁约所带来的道德准则缺失和自我约束被破坏的影响也没有得以延续。然而，这种情况下一般代价特别巨大。就比如说，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负面影响被遗留到了45年之后，代价则是作为国家行为主体的希特勒政府已经烟消云散。

　　在缺乏道德优势的情况下对自我约束的松绑无疑是对于国家信誉的重大打击。类似行为并不总能够带来想象中的利益。往往在短期利益掩盖之下则是长期的不可避免的利益流失。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并未宣战，带来的是美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仇恨变成了战场上的战斗力和工厂中的生产力，这恐怕是日本预料之外又或者估计不足的方面吧。

　　诚然，当今世界对于地缘政治的研究和判断都要更为准确。可是，地缘政治研判始终都超脱不了人的主观性。地缘政治所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不是凭借人或者计算机能够完全掌握的。不能掌握的规律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定义的偶然因素。偶然因素的存在使得本来客观的地缘政治较量变得具有主观性，同时这也是地缘政治值得人们去探询的原因。

　　历史上，当一国的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同时作为国家行为主体的政府又缺乏足够的地缘政治实践能力，就往往倾向于以直接的方法达到自身的目标。此时，原本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较量就有可能变成相对简单的实力政治。卡普里维之于俾斯麦就是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俾斯麦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德国，也留下了精密的外交平衡。卡普里维的能量确实无法继续保持这样一种高深的外交模式，于是便选择了简单的破坏。希特勒也是一样。在希特勒政府前期，外交对于军备尚未恢复的德国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可是，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外交这种伤神的东西日益被丢弃，战争成为了希特勒最为钟情的地缘政治手段。

　　布什政府似乎也大有抛弃相对复杂的均势政治的趋势。这一倾向最集中体现为对于均势政治某种意义上的放弃。同时，布什政府对于外交手段信誉的日益抛弃及行为准则自我约束的松绑都体现出了布什对于目标的完成过于直接。间接战略作为战略的一种方法存在自有其存在的道理，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也是相对的。走有障碍的直路未必会比没障碍的弯路更为顺畅地到达终点。

　　联合国作为世界政府的存在原本服务于美国的世界政策。虽然苏联在联合国内是常任理事国，然而，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占据另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美国在联合国建立之初的优势。作为英国的拯救者和法国的解放者，这两个国家几乎只能注定唯美国马首是瞻。中国当时仍然处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则一直被国民党政府占据到1971年。也就是说，只要美国的四票与苏联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苏联即便动用否决权也意味着道义上的劣势。这一点，从前苏联在联合国内动用否决权的次数就可以看出来。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力量的大幅度衰退，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的扩张主义威胁不在之后，联合国这一原本限制前苏联扩张主义并从道义上打击前苏联的工具反而日益展现出对美国实力发挥的阻碍作用。在联合国内，中俄政治联盟的趋势日渐明显，而法国的立场也早已经脱离了美国的控制。联合国不再是华盛顿的橡皮图章了。于是，美国开始有丢弃这个橡皮图章的意图。的确，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华盛顿的政治家要理清乱局也有着不少的困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解体让比较明晰的敌友关系日益淡化，敌人往往需要树立，朋友也往往需要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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