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如何面对美日联盟？
07新年以后，美日联盟渐趋揭开了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面具，高调以法理手段妄图介入台海问题。这原本在意味之中的事，随着赤裸裸的公开化，将使中国不得不在崛起的过程中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如何面对美日同盟？
在东亚地区有三个热点与中国有关，朝鲜半岛、台海问题和东海钓鱼岛屿问题。其中朝鲜半岛和台海问题是中美两国的劫杀之地，朝鲜半岛终以战争手段保持了原状，台海问题也几次走向了冲突的边缘。唯独东海钓鱼岛屿问题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还在作壁上观。但随着中国军力的崛起，美日联盟的加强与深化，则很难保证中日在东海海域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会作何反应。长久以来，美国的本意就是怂恿日本与中国对决，而其坐收渔人之利。日本出于其狭隘的民族利益，借美国此战略之“船”出海，以搏取最大之利益，而美国在放纵日本的同时，时时不忘记提防日本。大国之争，各怀鬼胎，那么，日本究竟能不能成为“亚洲的英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将走向何方，美日究竟是步调一致，还是各怀鬼胎，我们下来就做一详细的分析。
第一，日本究竟能不能成为“亚洲的英国”？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没落的英国因为同宗同源的文化等许多原因，一直与美国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同盟关系。英国在借美国之力苦苦支撑帝国的颜面之时，也就成了沦落为美国的棋子之日。而与此同期的法国，却于1958年起，在戴高乐的领导下，自行努力，进行了核爆，并与德国进行了和解，提出了以“法-德”为轴心的“新欧洲”的构想。并于1964年的1月，与远在东方的中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实现了东西方的和解。
至此，原来雄居欧亚大陆的英国、法国和德国，最终为美国所各个击破，欧洲大陆的话语权也就一直掌握在了美国的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英国“游离”在欧洲大陆之外，作为一个平衡“法-德”轴心的产物，其在欧州的边缘化是非常明显的。更有趣的是，面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英国一直在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对近在咫尺的经济一体化“视若无睹”，却热衷于远隔大西洋的美英同盟，除了掩饰日益没落的苍老外，英国不得不接受成为“普通强国”的现实。如果说1982年的撒切尔夫人是踌躇满志的，那么与邓小平会谈后台阶上的那一跤让她真正的体味到了一个帝国衰落的无奈。
作为二战后的巨头，邱吉尔同意美国提出来的世界美元价值体系，是在战后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不得已供手让出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首强的地位。但其后最紧随美国，疏远于欧洲是不是也有其自身战略上的失误呢？与其十分相似地是，也是借助于战后美国的支持，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巨大的腾飞，以电子、造船、汽车、钢铁和机械制造为主的日本经济一路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强国，正当日本企业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出手阔绰地收购美国资产时，一纸“广场协定”，立即把日本人打回了原形。十几年以来，日本不得不靠与美国政治上的同盟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很难想象，一旦占日本出口市场的美国与欧洲拒绝日本货的进入，这个以进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还能支撑得了几个月？！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美国武装了日本，只要中国和欧洲不能提供给日本以市场，那么日本绝不敢发动对美国的第二场战争。而做为日本来讲，除过历史的问题不讲，如果说不能快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他就不得不一直在美国的左右之下，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同英国一样，在亚洲地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日本，骨子里有一种类似于英国“高贵”的感觉，这也是日本一直无法正确面对亚洲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问题已经成了日本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与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有着同源文化的日本，在形式上达到了美国“亚洲的英国”的目标，同时也将自己陷入了扭曲与迷失的沼泽地中。其文化精神与传统及战略上的分歧是无法在几十年中消除的。
第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应该怎么走？
历史的问题不谈，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领导人在七十年代与日本建交的时候，就提出了“中日友好”、“中日友谊永世长存”的目标。做为经历过战争与世界格局动荡不安的睿智的领导人，其出发点无凝是长远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个方向的指导下，中日关系在七八十代有一个长足发展与鼎盛的时期。中日两国民间的交流，日本电器、汽车和音像制品在中国大行其道，高仓健（电影《追捕》、阿信-八佰伴的创始人）等一大批日本明星成了中国人喜欢和模仿的目标，其狂热程度绝不亚于今天所谓的“韩流”。日本的电器、产品和文化进入了中国，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国内的发展与变革，八十年代以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为目标的经济强国战略，为改革开放打开了发展之门，直至中国维持了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说，与日本的对比和刺激，是激励中国人奋发图强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那么，这一种友好的，积极向上的发展与合作为什么没有深入下去？直至今天，面对一千多亿美元的中日贸易量，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关系为什么会走入死的胡同中去？这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日本之于中国，除却历史问题造成的伤害外，更大的分歧来源于对未来的认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在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贫弱于日本的时候，日本是以居高者的姿态面对中国，这与日本侵华时候的心态是一致的。而这一时期，在日本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可以取代远的能源及材料供应的替代地，低的成本为日本企业在八十年代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而一部分日本产品的回流恰恰抵销了日本原材料所带来的成本问题。这样的分工符合日本长期的战略目标。在这一时期，东海钓鱼岛屿问题、历史问题及台湾问题都还不是引发中日关系冲突的重点。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日本在一些领域内的同质竞争力就显示了出来，而在中日合作的过程中，一些技术性的壁垒，包括日本对华技术封锁及不合理的价格，产品的质量问题，日本对中国情报的收集，中国传统行业技术的窃取，中日合作企业中日本一些歧视性的规则等，都对中日经济合作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日本经济在“广场协定”后和一蹶不振，都使日本人的心理发生巨大的变化。从原来对中国的心理优势到与中国竞争的压力，再到对未来崛起的中国的恐惧感，日本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面临着被在亚洲地区边缘化的危险，日本人心态的扭曲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看到，对以工业化国家自居，一心谋求亚洲地区主导权的日本来讲，一个“大中华地区经济圈”配角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有趣的是，英国在欧洲地区同样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而相对于日本来讲，目前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还让他有资本与中国对亚洲地区的主导权进行一场对决。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借助于历史问题，借助于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动力所在。而要取得亚洲地区的领导权，一则日本必须要实现“国家正常化”，二则必须要谋求到联合国的“话语权”。前者是日本几十年来苦苦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以来，日本正在一层层的突破这个束缚。后者则在中国与美国的联手下，扼杀在了酝酿之中。但这并不等于日本就会放弃“入常”的想法。相反，在高调抛出介入台海的冲击波未了之时，日本又联合德国、印度与巴西重提“入常”之事。中国将又得面对一个国际战略重新组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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