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虽然从心底不再感到“威胁”的恐慌，但日本右翼政客营造出的反华氛围，却不是可以立即消除的。因此几年来，中日双方的关系，依然在低谷徘徊。以在日本的生活经验感触，日本民间对中国的疑虑主要存在于两点–第一点，妖魔化中国的结果，使很多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比较消极。多年来，日本右翼媒体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时代，灌输给日本普通人这样的中国人形象–没有道德，自我中心，不讲信义，素质低下。在这种惯性思维的影响下，很多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极为扭曲；第二点，由于双方长期的对立和怨恨，很多日本人认为不可能获得中国人的谅解和友谊，中国人天生就会仇恨日本人乃至所有的外国人。因此，他们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根本不抱希望。

　　然而，这次大地震，却给了日本人一个新的机会，来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人。

　　事实上，这种机会，此前就有前奏，只是没有这次这样强烈，所以，潜移默化的结果，才带来巨变的感觉。

　　第一个前奏，早在去年秋天，我作为嘉宾参加香港凤凰卫视震海听风栏目的一个讨论节目。其内容，是日本女足和德国女足在杭州的比赛，当时，中国观众给了日本女足大量的嘘声，日本女足却在比赛结束时打出了“感谢CHINA”的横幅。。。我对邱震海先生说，一定还要加上一句话啊，–“当日本女足打开这条横幅的时候，全体中国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是当时真实发生的情景。

　　中国人并不是一味仇外的民族，在历史上，最难同化的民族，都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融合于一体，最难和平相处的宗教，都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共同发展的机会。尽管从一八四零年开始，遭到了一百年列强的蹂躏，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依然收养了多达数万人的日本遗孤，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曾用这样的善意对待过刚刚在自己国土上烧杀抢掠过的另一个民族。中国人对于善意，有一种最朴素的投桃报李的精神。所谓“愤青”现象的出现，与其责怪中国人排外，不如仔细想一想是否曾经用善意对待过中国人。

　　我想在场上的日本女足队员，一定理解了这一点。

　　我对邱震海先生说，这一句话一定要加进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这种话。

　　第二个前奏，今年在日本长野的火炬传递活动，在日华人群起声援。尽管日本的报道对中国方面并不够完全的客观，但一个微妙的细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没有一家报道抱怨过在长野中国人表现出的道德素质。事实上，那一天尽管上万的中国人到了长野这个整洁的小城，但当他们离去的时候，长野只有比他们来之前更加清洁美丽。每一支中国人的队伍都有人携带了垃圾袋，准备在回程中带走乱丢的垃圾。然而，那一天大多数中国人的垃圾袋都是空空如也–因为根本没有人乱丢垃圾，又上哪里去捡？在火炬传递的终点若里公园有一大片葱绿的草坪。中国留学生们相约不上这块草坪，以免践踏损坏草皮，宁可绕路数百米。在火炬传递到达的时候，为了让后面的日本观众能够看到火炬，等候了几个小时的几百名大阪大学留学生们一齐蹲了下来，放弃了自己看火炬留影的机会。他们蹲着唱国歌的情景，和反华团体动辄发生的暴力行为，不能不让普通日本人产生反思–中国人真的是自己认定的素质低下的人么？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汶川大地震发生了。

　　最初，日本人同情的表现，应该是出于他们感同身受的惨痛经历。日本是地震多发国，东京大地震，阪神大地震，都给日本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可能日本人是最能够理解一次7.8级的大地震，对当地的人民，代表着什么。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16日，日本文部省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中国四川大地震的结果，初步认定日本有三分之一中小学校舍需要进行防震加固，就体现了日本人这种对于地震的忧惧心态。

　　然而，有两件事是普通日本人没有想到的，可以说，这两件事，是促成这次抗震救灾中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原因。

　　第一件事，是中国舆论对于日本方面同情和支援的回应。如前所述，中国方面对日本方面的努力给与了极高的评价。《产经新闻》以《救援队派遣促成历史改变，反日情绪转为网上如潮感谢》的标题，报道了中方这种积极的反应。《时事通信》则报道了在青川救灾的日本救援队遇到的感人事情–中国的灾民在表达感谢的同时，甚至将仅有的配给食品拿来与日本救灾队员和记者分享。显然，中国方面这样的善意回应，让日本民众始料不及。这种鼓励使日本方面的工作人员群情激奋，纷纷表示将继续全力投入救难。“前几天有降雨，有水分的话，幸存者的搜寻依然是有希望的，我们将继续努力工作！”日本的搜救队员的话引来中国方面更强烈的回应。这种良性的互动，让日本民众对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更强烈的信心。这次大地震成了一个平台，让中日双方明白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其实对方都不是洪水猛兽，善意会获得善意的回应。作为邻居当然希望友好相处，双方原来所缺的，只是对于对方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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