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亚洲的势力平衡稳定，但影响力的平衡正向中国倾斜。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会不会变成政治主导，迫使亚洲人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寻则并破坏他们的国家自治？美国能否适应中国的合法利益，并和平竞争影响力？其他亚洲人可以做些什么来重新获得美国的注意，获得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环境？

　　中国影响力日益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显赫。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地区每个国家的头号或二号贸易伙伴。

　　尽管亚洲战略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但美国多年以来把注意力放在中东。美国高层官员全神贯注于伊斯兰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最新发展。由于亚洲稳定而和平，总统和他的高级幕僚很少或者没有主义亚洲的地区外交。

　　高层忽视的结果就是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普遍认为美国已经失去兴趣，而中国在那些地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尽管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个趋势在助长（有些人会说恢复）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问题是，这个新兴的地区秩序会不会破坏亚洲政府的自主权，威胁美国的利益。

　　中国领袖意识到这种残余的警惕，他们尽力安抚亚洲邻国：中国的意图完全是和平的。和华盛顿不一样，中国投射出同情、聆听的态度，提供援助和贸易协议而没有直接要求任何回报。北京事实上平息了所有的陆地纠纷，而且让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上领土纠纷先搁置到一边去。

　　影响力平衡的转移构成微妙的风险：美国缺乏建设性的接触，和北京相比，它的声音将逐渐失去共鸣。在台湾、达赖访问以及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其他亚洲人已经顺应中国的愿望。这些问题对它们而言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但至少在象征上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在不那么爆炸性的问题上，中国的杠杆影响力比较含蓄。如果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它在亚洲的角色，中国的新影响力将影响贸易投资谈判、中国公司待遇、能源、气候变化、海上领土纠纷、安全关系、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的表决以及其他问题，使之更符合中国的愿望。

　　影响力的竞争并不是零和游戏，它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但北京长期的举止、意图和特征并不明朗。如果中国的政治体系软化，更加开放、更可预测，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参与性治理（就像新加坡的“专制资本主义”），中国的目标、价值以及利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及其友人及亚洲盟友的相一致。否则，仍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

　　从现实来看，美国总统及其高官没有多少时间在中东之外维持地区外交，这种情况持续到下届政府大幅度削减驻伊拉克美军。然而，可以采取一些小步伐。包括安排更高层的访问，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重新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积极支持亚洲一体化运动，而不是仅仅容忍它，并给地区卫生和教育投入多得多的资源。

　　与此同时，亚洲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他们的地区地位并重新吸引美国建设性的、高层的注意力呢？在等待美国下届政府上任的同时，亚洲政府可以发起或强化若干主动。开放贸易和投资就是一个明显的选择，并特别关注亚洲令人印象深刻的海上资产。

　　我在《亚洲新区域主义（Asia’sNewRegionalism）》一书中，表明我们正目睹殖民时期之前“海上亚洲（MaritimeAsia）”的复兴——席卷沿海社区、海港城镇以及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印度及澳大利亚的水路。海上亚洲是亚洲财富和权力所在。那里有60%到70%的亚洲人，有最大的城市，是全球化投资的聚集点。世界六个最大的港口都在亚洲。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资产，亚洲政府应该明确地把海上亚洲融入它们的一体化观点，并和地方官员、商业代表和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消除妨碍自由流通的障碍。包括边境税、关税、配额、腐败、犯罪、陈旧的交通连接、繁琐的安检以及劳工流动限制。

　　为了保护好这种资产，亚洲政府必须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抑制气候变化的工作。全球变暖可能导致沿海地区和海上大城市被淹没。

　　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强劲，中国的影响力就会继续增长。这是亚洲人已经接纳的事实，美国也必须接纳。在更大的亚洲社会内更紧密地合作，加上复兴美国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中国新的影响力应用符合地区规范，让其他亚洲政府得以保留它们的主权，让亚洲公司可以在全球经济中有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