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右翼的李明博高票当选总统，以强化韩美关系为己任，并且注重改善韩日关系，引起不少人担心中韩关系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毋庸讳言，虽然中韩经贸关系持续增长，中国实际成为韩国最大的经贸伙伴，在高句丽古国问题和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在民间层次上，中韩关系近年来显着冷化。端午节文化遗产争议和新近首尔（汉城）中国留学生支持奥运示威引发的肢体冲突，更增加了两国民间的敌意。李明博总统的亲美外交因此更令人对中韩关系产生忧虑。

　　曾几何时，李明博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的决定，引起韩国20年来最大的民众示威抗议，迫使内阁提出集体辞职。这一抗议浪潮展示了的强烈韩国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纽约时报》的专题分析并且承认韩国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之间没有多少差别。

　　不过，为中韩关系担心的人切不可过早幸灾乐祸。近日首尔街头示威民众高唱的“爱国歌曲”包括了要“恢复高句丽旧土”。《国际先驱论坛报》还报道韩国“愤青”们将李明博对华盛顿“磕头”比作古代朝鲜国王向中国皇帝朝贡的“屈辱”行为。

　　以我的坦率看法，李明博在短短半年内，从多数选票当选总统，到被今天示威民众诅咒为1910年签署《日韩合并条约》的头号“韩奸”李完用，反映的是韩国一种相当深刻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心问题。

　　惨痛的民族伤痕和现状

　　韩国在政治上曾经是中国的附庸，在文化上以“小中华”自居，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整个“上层建筑”完全从中国输入之外，就是今天韩人引以自豪的谚文字母，也是在元朝法定的八思巴文字启发下产生的。所有韩国史迹（包括前些时候惨遭火灾的首尔南大门）上的文字和严肃史料，都是以中国文言文写下的。

　　对于今天欲以“经济文化大国”傲世的韩国民众而言，这确实是有点尴尬的情况。什么才是韩人得以自豪的自身文化和历史遗产？这是韩国民族主义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也面对类似的历史文化事实，以至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和夏目漱石等作者也曾贬低自身的亚洲文化（留日的鲁迅深受这种影响），提倡“脱亚入欧”。但是日本的迅速扩张，和”大东亚共荣圈”的霸主地位，无形中助长了文化自信。

　　尽管有二战惨败的挫折，战后的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帮助恢复了这种自信。日本今天是东亚唯一使用年号的国家，也是基督徒人口比例最低（不到1%）的地区，都反映了这种文化自信。

　　韩国则不然，近代史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亡国噩运。二战之后，其领土又被美苏瓜分到不同的势力范围，至今未能统一，韩国国土上依然驻扎了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军队。这样惨痛的民族伤痕和现状，使得韩国成为今天东亚“儒家文化圈”内民族和文化自信心最有问题的国家。

　　我曾经指出：作为历史上的儒教和佛教国家，韩国今天的基督徒已经远远超过佛教徒，成为这一文化自信问题的最明显征象。

　　韩国今天的“牛肉风波”，直接反映了这一民族自信问题。觉得被美国轻辱之外，民间盛传韩国人的生理特征特别容易感染疯牛病原。

　　韩民族心理有待充分理解

　　民族自信问题波及所谓“生理弱点”，决不只限于“易受疯牛病感染”。《洛杉矶时报》几年前曾经报道：韩国人普遍相信他们的舌头有缺陷，因而说不好英语，大批韩国小孩因之被父母强送医院接受舌头手术，以“纠正”这一生理缺陷。韩国具有比例最大的仿西方“人造美女”群，是另一例子。

　　这些情况显示，韩国表面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掩盖了相当程度的自卑和崇洋。《纽约时报》新近刚刚报道，为了自己子女能够学好流利英语，大量韩国家庭不惜夫妇长期分居，由母亲陪同幼小子女去海外特别是美国接受教育。韩国人的高自杀率，也与此不无关系。

　　我无意否认韩国人民的许多优点，尤其是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创造力，名列世界第13位的韩国经济，以及风靡亚洲的韩剧。但是韩国人的民族自信问题，也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

　　特别是中国，与韩国有错综复杂的文化历史渊源，又注定成为韩国最大经贸伙伴。受民族自信矛盾刺激的韩国民族主义，因此是需要密切关注和小心处理的敏感题目。

　　希望中国朝野尤其是民族主义高涨的年轻一代，能够充分理解韩国的民族心理特征，在中国重掌亚洲领袖的历史性过程中，展示必要的大国风范。

　　说到底，中国雄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是旁人无法攀比的民族自信源泉，何必为了别人在端午节上自我陶醉而捶胸顿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