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它为艺术规律之外的规律之前,它是怎样近乎固执地一次次“显形”,向我们发出明确提示的。1812年6月,拿破仑进攻俄国。9月,他在未能消灭俄军有生力量的博罗金诺战役后,进入了莫斯科,这时的拿破仑并未意识到,天才和运气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消失,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和转折点正在同时到来。一个月后,法军便在大雪纷飞中撤离了莫斯科,三个月的胜利进军加上两个月的盛极而衰,从时间轴上看,法兰西皇帝透过熊熊烈焰俯瞰莫斯科城时,脚下正好就踩着黄金分割线。130年后的另一个6月,纳粹德国启动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德军一直保持着进攻的势头,直到1943年8月,“城堡”行动结束,德军从此转入守势,再没能对苏军发起一次可以称之为战役行动的进攻。或许我们还需要把这样一个事实也称之为巧合:被所有战史学家们公认为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早不晚,就发生在战争爆发的第17个月,也就是1942年的11月,这正是德军由盛而衰的26个月时间轴上的“黄金点”。[7]
[7]《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法)马塞尔·博多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苏联-对德战争》,P684-694。
让我们再来看看海湾战争。战前,据军事专家估计,如果共和国卫队的装备和人员,经空中轰炸损失达到或超过30%,就将基本丧失战斗力。为了使伊军的损耗达到这个临界点,美军一再延长轰炸时间。直到“沙漠军刀”出鞘时,伊军在战区内的4280辆坦克中的38%、2280辆装甲车中的32%、3100门火炮中的47%都已被摧毁,这时的伊军实力已经降至60%左右,透过这些残酷的数据,0.618的神秘之光在1991年1月24日的清晨开始再次闪烁。100小时后,“沙漠风暴”的地面战斗便宣告结束。
这些散落在历史尘烟中的事例,真是不可思议。孤立地看上去,它们太像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了。但造物从来不会做没来由的事。如果有太多的偶然,都在显示同一种现象,你还能继续心平气静地把它们看做是偶然吗?不,这时候你必须承认,那就是规律。
胜利的语法——偏正律
在汉语的语法中,有一种基本的句式结构。这种结构把一个句子或词组,分为修饰词和中心词两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修饰与被修饰,即前者修饰后者,前者确定后者的倾向和特征。说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后者是机体,我们确认一个人或一件物与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据他(它)的容貌和外观,而不是根据他(它)的机体或机理。从这个角度说,修饰词相对于中心词而言,更应被视为句子或词组中的重心。比如,红苹果。在被“红”修饰之前,苹果,只不过是此种果品的泛指,仅具有一般性。而“红”,则使这只苹果具有了可以认定其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显然。“红”在这个词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如,经济特区。如果没有“经济”二字,特区只不过是个地域区划概念。被“经济”修饰过之后,它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和走向,成为邓小平用经济杠杆改革中国的支点。这一类的结构就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型态之一:
偏正式结构。
这一以偏修饰正的结构在汉语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不使用它,讲汉语的人便无法开口说话。因为在一个句子中,如果仅仅有主体性词汇,而没有主导性修饰,将使这个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态等可让人具体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坏事”、“高楼”、“红旗”、“慢跑”这一类词,假如把前缀的修饰词统统去掉,后面所有的中心词,便全都变成了没有具体能指的中性词。由此可见,在偏正式结构中,与“正”相比,“偏”处于一种给句子和词组定性的地位。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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