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在连队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做《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的发言，解决了连队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时连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的形式主义，即工作只看表面形式与数量，而不讲求工作程度与质量的问题。
秋冬参加组织指挥各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12月29日在总直干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做《目前形势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指出：“今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是：精兵简政，长期坚持，生息力量，准备反攻。胜利的前途是更加接近，反对某些可能产生的熬不下去的悲观失望情绪。但同时也要说明到达胜利的彼岸，还需要忍受一时艰难困苦的游泳。”
1942年36岁
1月28日颁发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训令，要求部队增加生产，克服困难，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增加根据地财富。
2月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增强我们的生产战线》，指出：“增强我们的生产战线，增加生产，是执行‘精兵简政’总方针下，一件最切要而又最具体的实际工作。”“离开这些具体的工作，不仅革命的胜利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人类的生活，都会因之停止，一个真正的有决心的革命者，不仅能成为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而且当革命需要自己投入生产部门的时候，亦能成为生产战线上艰苦卓绝的英雄。”
4月1日在《前线》第二十八期发表《新的一年与新的政治工作任务》一文，指出：“我们敌后根据地，仍然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储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而且应当看到：今后的斗争，将是更加艰苦的斗争，将要求我们战胜更多的困难……咬紧牙关渡过最困难但却是接近胜利的今后两年。”同时分述了1942年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之六个方面的工作，并指出：“强调对敌斗争，开展敌伪军工作，应当放在1942年的政治工作的首要地位。”
4月9日主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的宣教会议，并作总结，根据党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检查和清除了部队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并对今后宣教工作的干部教育、战士教育与党的教育，以及宣传工作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5月24日参与组织指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反“扫荡”，并与杨立三率领野政和后勤部机关由下麻田向东突围，在阳邑附近的太行群山中与日寇周旋，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粉碎了日军的“铁壁合围”，受到总部的赞扬。左权在指挥突围的战斗中牺牲。
7月7日主持太行军民《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左权将军及诸死难烈士、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并讲话，指出：“纪念抗战五周年，证明我们经得起考验，敌人不能消灭我们。”“追悼死难烈士，我们要为左权将军及诸烈士复仇。”
8月18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应当把对敌政治攻势组织得更有力些》，指出：政治攻势的意义“就在于对于敌寇奴役华北人民之各种毒辣阴谋，给予沉重的破坏与打击！它动摇了敌军内部，加深了敌伪之间的矛盾，打击了敌寇的各种欺骗，揭穿了敌寇的掠夺本质；由于反复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及两年胜利的结果，就争取了伪军组织内部以及敌占区有识之士的更多的同情我们，反对日寇；同时也就提高了敌占区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与胜利信心。”“给敌伪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8月22日就冀南政工会议发出指示，指出：坚持平原斗争的部队政治工作，必须根据情况变化对组织形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实行新的原则，强调政治工作的战斗性与自动性，和加强营连两级的政治干部，实行政委制度，以及在领导方式上着重分散领导。
9月参加北方局关于冀中工作讨论会，发言指出：冀中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左”的东西纠正的不够及时，政治工作不够深入，以及严重的游击主义与军阀主义。关于今后工作，提出：根据地坚持问题，可以坚持必须坚持；政治工作要在思想上作充分的准备，应付今后更残酷的斗争，主要是坚定斗志；组织上，要巩固政治工作制度，主要是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强调党员必须服从党。
10月10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朝鲜义勇军四周年纪念祝词》，赞扬“朝鲜义勇军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支主力军”，“象征了朝鲜民族解放一定要胜利，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一定要胜利”。
12月15日为纪念刘伯承50寿辰，在《新华日报》特刊发表《祝伯承同志寿》一文，称颂“有伯承同志这样一个党员，是我党的光荣，有伯承同志这样一个模范的革命军人健在，是国家民族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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