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仁到武汉不久，蒋介石决定恢复七十一军建制，与二十九军合编为第一兵团，任命陈明仁为司令官。他表面上高喊“要坚决保卫武汉，战至最后一人”，但暗中却秘密释放武汉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在押“政治犯”。还积极与主张和平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进行联系，想到湖南去充实训练部队。恰在这时，国民党决定在湖南编练三个新军，更坚定了他回湘扩大实力的决心。程潜在湖南也深感实力不足，经与程星龄商量，认为陈明仁与桂系素无渊源，在桂系势力范围内势单力薄，既是自己的同乡，又是自己的学生，便决定将他调来长沙，共同准备起义。于是委托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刘斐向白崇禧说项：一兵团新近成立，兵员、武器不足，训练亦差，难以完成固守武汉的重住。不如暂时移驻湖南，利用乡土关系，就地补充训练，既有利于控制湖南的局势，今后还可为“广西屏障”效命。白崇禧认为陈明仁反共坚决，当即表示赞同。在陈明仁率部离开武汉前夕，湖北省参议会通电主和。为避免意外，他先后两次派政工处长吴相如分赴南京、奉化溪口见蒋介石，表示“忠于党国，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同时，还派老同学、立法委员汤如炎专程飞往台湾向陈诚报告一兵团移驻湖南的原委。
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三十九军、七十一军开赴湖南，在长沙设立了兵团司令部。他经常与程潜联系，表示不改初衷，走和平道路，“把国家弄好"，并保证以程潜的“意志为意志"。但为了应付白崇禧，在公开场合，仍以主战派面貌出现。
4月22日晚，陈明仁参加程潜召开的一次各方代表会议，中心议题是，和谈破裂了，湖南怎么办?似试探各方对和平的意向。他被程潜首先指名发言表态，因见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高参扬继荣等主战派在座，只好违心地说：“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领导之下作战到底，不能有其他企图。”程潜听了大惑不解，以为他变卦了，会议也不欢而散。第二天，陈明仁便回醴陵家乡去了。当程潜委托李君九、张严佛、温汰沫到醴陵询问究竟时，他才解释说：“颂公也太糊涂了，昨晚开那个会，也应与我商量一下，使我有个思想准备。会上各色各样的人都有，要我当众表态，不是暴露自己吗?”并表明跟程潜走和平道路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决定以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人事处长李君九、经理处长温汰沫与程潜联系，以避免白崇禧的怀疑。月底，程潜为进一步控制长沙的局势，要陈明仁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他为取得白崇禧的信任，专程前往武汉向白崇禧请示，经同意后才接任此职。
在这期间，陈明仁对走和平道路仍存在一些疑虑，担心共产觉算旧帐。针对这种状况，中共湖南省工委积极策动他的亲信李君九、温汰沫等人，经常给他讲解形势。省工委代表余志宏也亲自登门向他讲解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湖南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程星龄从香港回来告诉他说：“章士钊与毛主席谈到你时，毛主席说，对陈明仁起义后既往不咎，还妥重用。当时，陈明仁坐在他们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这样，使陈明仁逐渐消除了疑虑。
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湖南，解放了平江、醴陵、安乡等十余个县，对长沙取钳形包围态势。7只21日，陈明仁接到白崇禧的命令，要死守长沙；如守不住可撤往湘西另作他图。这时，程潜因自所逼前往邵阳，在离长沙前夕，委他代理省政府主席。白崇痛为了拉拢陈明仁，也建议广州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接着，长沙绥靖公署撤销，成立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他又被任命为总司令兼省保安司令。为了安定民心，陈明仁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决不在长沙城作战，我保证在长沙城听不到炮声，甚至听不到枪声。”事后，他暗中将长沙警备司令都先后拘捕的、并经华中长官公署判处死刑的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分子释放，向长沙市民表明和平诚意。
7月30日，陈明仁得到白崇禧电告：“程潜率带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缴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追其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他敷衍过去。这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达长沙效区春华山一带，第四野战军派出的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也已到达平江县城。陈明仁立即委托李君九，程星龄前往平江，邀请李明灏来到长沙商谈有关具体事宜。
8月1日，广州政府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携带蒋介石给陈明仁的亲笔信，以及现金和武器，飞到长沙。信中说：“弟一生光荣史迹，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型，然后退守湘西，吾将来四川为尔后盾。”要陈明仁死守长沙，与共军血战到底。他表面上答应：“为党国效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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