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6年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同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出版有《王树声军事文选》。
和李彩云的经历相比，王树声显然“显赫”的多。这点我们从他的官方简历就能看出来。王树声能够迅速跻身到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除了他自身的战功以及革命的需要外，再有就是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红四方面军提拔使用干部的准则－刻意选拔工农干部。张国焘主政鄂豫皖之后，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提出了一个“四个必然”的定论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引自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92页）而在这个公式的背后实质原因则是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盲从、善于独立思考让张国焘不能随意的为所欲为。例如曾中生、许继慎、舒传贤、徐以新等。所以，对于这样一些背景的干部，张国焘必杀无疑。
是不是张国焘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些东西呢？显然不是，张国焘的这种阴暗的举动得到了包括蔡申熙、王树声、沈泽民、陈昌浩、郑义斋、徐宝珊等人的支持，其中蔡申熙公开提倡大力排斥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随着这股妖风的横行，在红四方面军中，戴眼镜的、别钢笔的、会写字的都在必杀的范畴之内。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晚年回忆，他曾经偶然冒出一句“牛顿”的名词险些遭到张国焘的清算，幸亏徐向前机智的予以搪塞才幸免于难。1938年，毛泽东郑重指出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其错误的行为断送了红军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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