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逼着徐以新向张琴秋学习写悔过书，可徐以新转而写了一封劝告信给张国焘、陈昌浩，气得张国焘把徐以新原有的一点可怜的自由都给剥夺了。在红四方面军中能够坚决和张国焘的错误坚持斗争的人当中，恰恰是那些个被张国焘诬蔑为“地主富农出身的动摇分子”的知识分子干部居多，诸如曾中生、许继慎、徐以新、廖承志、舒传贤等，而那些个“大老粗”自称对革命最忠诚的工农干部多数则匍匐在张国焘的脚下，甚至在张国焘落败之际还要给张国焘唱上那么一曲挽歌。
前者如王树声枪杀李彩云，后者如红大拖枪叛逃事件。所以，古人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不妨在远追历史，像南宋末年有几个武装将领能像文天祥那样？而在南明朝野正牌的武将队伍中又有谁可以和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这三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三忠”并列“忠烈”呢？老百姓俗话说：“出水才见两腿泥”，这句话用在王树声等人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李彩云被杀还有一层因素裹在里面，那就是李彩云是红五军团的人。红五军团脱胎于宁都起义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对于这支队伍的起义，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和器重，但是，董振堂作为军团长却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恶遇。红四方面军谩骂红五军是“戴眼镜说漂亮话的反革命、假革命”，因为反对张国焘而受到非人待遇的我党地下工作“前三杰”之一的胡底（另外二人是钱壮飞、李克农）来到红五军寻求保护，董振堂、欧阳毅同意接收，引起张国焘的不满，随后先行抓走胡底以后秘密杀害。
张国焘为了控制红五军，调任亲信黄超来担任红五军政委，架空董振堂。在分裂会议上，董振堂、欧阳毅始终拒绝出席，从而激怒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些人，这些人对红五军的痛恨由此形成。1937年1月，高台战役吃紧，董振堂准备突围，报告临泽的政委黄超，黄超却写来意见说：“高台是军事重点，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这种意见等于直接陷董振堂于死地，董振堂战死后，头颅被马步芳等人砍下，这个消息后来传到延安，不少干部战士了解董振堂的都难过不已、痛哭流涕，以至于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原红五军团旧部还有人动手去打张国焘。所以，以红五军团中反张的情绪很容易激起王树声、杜义德的恶感。
此外，像董振堂这些起义将领虽然已经跟定共产党，但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眼里，他们还是“苗性未退”，时刻都加以戒备。类似的情况就是旷继勋在川陕根据地的遇害，杜义德在交代枪杀李彩云时还满不在乎的胡说什么“是当时怕李彩云和敌人联系”，可见董振堂五军团这些人的出身在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力鼓吹“工农至上”的环境中受到暗算几乎是一定的。
李彩云遇害一事，李新国作为目击者曾经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过，却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影响了王树声、杜义德和他的关系。这点在董汉河的《西路军沉浮录》中说的很清楚。李新国的回忆西路军的文章关键部分始终不提这段往事，直到1980年在和董汉河说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还心有余悸的告诉董说：“不要公开发表，更不要外传。”王树声、杜义德两人对随意枪杀李彩云更是三缄其口，而一向以所谓的公正示人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等人也是一律不谈，李彩云这位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烈士的家属在解放后居然长期不知道烈士的去向。
据《甘肃经济日报》记载：“李彩云将军沉冤半个世纪后，１９８５年中共甘肃省党史委的同志在征集研究西路军史料时被发现。甘肃省委、省军区、张掖地委、临洮县委党史部门十分重视，把李彩云作为甘肃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并积极调查核实后，向中央提交了为李彩云平反的报告。李彩云的亲属也多次向中央领导呈诉。中央军委十分重视这起冤案，立即组织调查，先后找了１７位老红军了解情况，查阅西路军史资料，终于拨开了历史的浓雾，弄清了事实真相。
李彩云当年的战友、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李新国将军等为平反提供了珍贵的材料。１９９２年５月初，李先念主席亲自作了批示后，５月１３日和７月１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追认李彩云为革命烈士，并向李彩云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通知书》和《革命烈士证书》。新华社、《人民日报》、《共产党员》、《党的建设》等报刊都刊登了追认李彩云为革命烈士的消息和他的革命业绩，秦基伟、伍修权、黄火青等十六位中央、省委领导同志题词，对李彩云烈士光辉的革命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深切的怀念。李彩云烈士的传略被编入《中华著名烈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红军长征大典》等书。２００１年６月，中共临洮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岳麓山烈士陵园修建了李彩云烈士纪念碑。”
就在这份报纸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内容：“１９９６年９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时，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征》，按照拍摄内容的需要，中央电视台军事部长征摄制组、编导郭岭梅女士著名诗人郭小川女儿邀请李彩云烈士的嗣子李景春、侄儿李瑞麟、临洮县委副书记于彦鹏去北京与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会面。杜义德深有感触的说，李彩云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是热爱共产党的。李彩云同志的冤案迟迟没有平反澄清，这是我一生惟一做错的一件事，今天我写了“怀念李彩云同志，实事求是”，就是为李彩云同志平反。座谈后，杜老为原县委副书记于彦鹏题写了“长征万岁”，在李彩云亲属带的书上题写了“李彩云同志永垂不朽”，并合影留念。”这说明杜义德本人也侧面的对他多年前犯下的这个错误（实际上远不止错误）已经有了些许认识，这种认识或许有悔罪性质的，或许也是敷衍性质的，这也难以深究了。用一位西路军老战士的话说：“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帐。”可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枪杀李彩云主谋王树声及其家属的只言片语的关于李彩云事件的回顾以及忏悔，不知道王树声临死之际是否意识到在他枪下也同样倒着一位革命烈士的身躯？
王树声诚然不失为我国的一位军事家，也不失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更不失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将。但是，这些都无助于他历史上这个极大的污点。他在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来源的情况下只不过凭借个人的好恶动用极端手段将革命同志立毙枪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不经审判、不经定性甚至连张国焘的肃反走走过场都不如直接就背后打黑枪的做法居然出自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之手，难道不发人深省吗？现在有些人喋喋不休的记忆着王树声的战功，动不动就把这些东西排列上来做一展览，成就固然要提，那么错误呢？罪恶呢？如果用他的成就来掩盖他的黑暗，我们怎么坦然面对李彩云烈士和类似烈士一样遭遇的人们呢？怎么坦然面对历史的真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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