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董必武。熊向晖在武汉被胡宗南亲自选中任用的当晚，熊即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有事外出，这第一次谈话就由董必武出面与熊谈的。董首先向熊说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于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考虑，未雨绸缪先走一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如果说这些只是董的转达，以下间谍工作的具体指示则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国民党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让熊按时渡江回驻地，以后不要再去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必见其他人，这一次谈话，要管几年。
再说刘少奇。抗战之初，另一共产党人赵荣声在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身边任秘书。卫部驻扎山西，积极抗日，与陕北八路军友好，赵是卫从八路军处要来到身边服务的，但赵的共产党员身份则是秘密的。由于卫立煌放手，赵等人在卫部中模仿八路军做法，搞了许多宣传活动，并在卫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三八年年底，刘少奇从延安到山西找赵秘密谈话。
刘首先讲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约定不在对方党政军中建组织的约定，命赵立即将支部解散。然后对赵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赵停止组织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赵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刘给他们证明。刘更具体指示赵，要真正成为卫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卫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以后不许找地方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事刘会派人找赵，而赵不需要知道刘在哪里。刘最后往新四军工作临行前又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等等。
刘不愧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对情报间谍非常内行，对一切细小之处都不放过。当卫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党员时，刘不让他们去延安而去苏北新四军，刘认为去延安的人多复杂，年轻人又好吹牛，对仍在潜伏中的赵荣声等人不利。一位党员名叫陈其，刘认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产党人名字，亲自为其改名陈其五（此人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朱德此前也曾到过卫立煌部一次，对卫作正式拜访。赵荣声等人在卫部所作的抗日宣传工作本以为能得朱夸赞，想不到朱非常生气，与其作秘密谈话时朱大为光火，怒责赵这样搞法太明显，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于共产党人之手，朱指责赵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国民党发觉后连根刨掉。朱虽是行伍出身的总司令，对秘密工作却也有着缜密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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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道，他过去也听过源于国民党方面的污蔑之词：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了。所谓“杀人”一说，根据就是1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在上海指挥消灭了顾顺章家属一事。
顾顺章其人
顾顺章叛变投降国民党之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按照现在标准应属于中共上层最早的“腐败分子”。他虽出身工人，却参加过青帮并当过小头目，江湖气很重，因在罢工和上海武装起义中曾有过舍命打先锋的经历，加上受苏联那种强调工人成份的习气影响，被提升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顾顺章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3、4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某后来怕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就拿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早有归顺之心。
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同时派顾护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武汉。在汉期间顾又姘上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便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登台表演魔术，散场时被叛徒认出。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顾顺章马上表示愿供出全部秘密，可把中共中央一网打荆不过他怕特务机关卸磨杀驴，坚持只能面见蒋介石并得到生命保证后再讲。于是武汉特务机关一面向南京发电报告，一面用军舰押送顾顺章去宁。在中共中央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幸运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主管机要的人是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他偷偷截获武汉拍来的电文，通过“中共情报前叁杰”之一的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在国民党和上海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央机关实行了大搬家。不过顾顺章叛变危害仍不小，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都遭捕杀，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于是，由周恩来、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至于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再抽烟。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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