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专委成立后，周恩来担当起两弹研制总指挥的繁重任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涉及面很广，未知因素多，困难重重，没有高效果敢的总指挥来统一决断、协调，是难以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的。周恩来向来以机敏、细致、干练著称，中央专委主任的重担，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非他莫属。
在中央专委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周恩来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原子弹研制和生产的“大管家”，举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的事，哪怕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都采取当场拍板方式，由主管的部长负责，保质、保量、限时完成。在作出决策后，周恩来还要派人不断督促检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钱学森曾回忆说：“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
中央专委的高权威、高效率是与周恩来的威望和组织才能分不开的。他亲自主持每次专委会，并最后拍板。对二机部的工作，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先后提出：“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核武器试验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成为核工业战线职工的座右铭，时至今日，仍然是核战线基本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领导中央专委集中攻关原子弹
还在中央正式文件下达之前，周恩来就于11月17日开始工作，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就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100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
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之前，有人曾提出中国应该像印度尼赫鲁那样，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意思是说这样更利于领导。周恩来对此表示不同意，说，我们不搞尼赫鲁式的原子能委员会，我们的专门委员会和他们不同，是权力机构，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机构，负责行政组织、检查工作。周恩来对二机部的人说：我们的专门委员会是权力机构。主要是帮助你们运用辩证法，搞好科研工作，支持你们，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
在这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到了专委办公室工作，既是首长，又是‘脚掌’，要腿勤手勤口勤。你们过去都是首长了，到这里以后，你们权力很大，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中央专委，专委会定下来的事儿，你们去执行的时候，权力最大。另一方面你们的权力也最小，因为你们个人不能决定任何问题。”周恩来明确提出国防尖端科技“先抓原子弹”的指导方针，要求二机部制定实现两年规划的详细计划，以便更精确地执行和便于检查落实。计划报到中央专委后，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并将部外协作的任务，如数通知有关部门限期办理。
针对我国核工业的薄弱环节，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还决定，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500名。这些选调人员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提名或审定的。
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刘杰、钱三强关于两年计划的汇报和朱光亚对原子武器理论设计的介绍后，原则同意两年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朱光亚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心情激动。当时他只有38岁，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讲得很好，很好！”周总理赞赏地对朱光亚说。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最后中央专委批准了两年规划。临别时，周恩来紧紧握着朱光亚的手，诚挚地说：“请捎个话，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3次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使这一特殊机构的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起来。1963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专委召开了第四、五、六次全体会议，讨论解决有关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和今后工作安排以及有关设备制造、原子靶场、建立政治部和增设卫生防护等问题。周恩来在中央专委第四次会议上说：“在座各位同志和专委会的委员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常组书记、部长和副部长身上。”这给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很大的压力。刘杰说，专委会成立以后，整个原子弹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的。有许多项目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有时在专委会上一提出来，就使主管经费的领导为难。由于工作强度大，刘杰的头发在1962年一年的时间内全秃了。
在3月21日的第五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要求有平凡而伟大的风格，要有终身为这门事业的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周恩来提出的“三高”要求，很快被贯彻到二机部及其他国防尖端部门，成为中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长期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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