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把陈兴林感动得潸然泪下。三天后，陈兴林果然如约而归。在五四青年节时，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现场指认潜伏的特务，打开了汉中特训班案的缺口。到1942年5月，陈泊侦讯得知，这些特务潜伏很深，有的进入军委二局电台组，有的进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的进入中共陕西省委，有的进入边区政府，还有特务打入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重要机构。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至1942年底，经过陈泊等人的艰苦工作，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情况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名，便在边区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1943年6月上旬，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及富县，相继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
一天，陈泊在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安排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陈泊立即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时任部长的钱益民询问有关情况。原来，田守光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光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尽管一切似乎毫无破绽，但陈泊还是不放心，他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光的踪迹。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从那儿经过。陈泊放下电报，立即找到钱益民，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光。陈泊认为，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田守光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里面大有问题。钱益民将审查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
经过两昼夜的审查，陈泊终于搞清楚了，这个田守光是假的，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大特务。而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被陈泊的火眼金睛识破。
“新版《蒋干盗书》”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着一个设计巧除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连环故事。每当人们听到这个被称为“新版《蒋干盗书》”的反间谍经典案例时，都禁不住钦佩那位沉着冷静、勇敢机智的故事主人公。他就是时任边区保安处特派员，解放后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的赵去非。
赵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毕业生，1937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站长，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议，洛川县由国民党政府统治。这里有组织严密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尤其是中统势力一度十分猖獗。赵去非经过考察发现，与洛川邻近的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为人正派、思想开明，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赵去非亲自找石志文谈话，开门见山，请他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有些犹豫，迟疑不决。为了争取他，赵去非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通过石志文送给洛川的中统特务，石志文得到他们的信任，后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后，石志文被赵去非的诚心所打动，将在西安的特务训练班的几十名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从另一个渠道得到了这份资料。经过双方的核对，两份情报完全一致，赵去非也因此把石志文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战友。
1940年初，共产党控制了甘泉县，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国民党撤出。到西安后，石志文进入中统驻陕西省调查统计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驻洛川的中统特务齐开章被派往边区，石志文乘机要求调回洛川，后得到批准，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国民党控制的洛川县政府的有关情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在赵去非的安排下，我党的多名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在洛川的要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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