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年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10日离开中央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一年时间的战略转移—长征。期间，进行了六次根本性的战略方向改变，使得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由极其艰难的退却转危为安，最终在陕北奠基了革命的大本营。

　　一、长征中的六次战略方向改变

　　一是放弃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决策转向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战略转移一开始，中央红军将战略转移的方向确定为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当时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下，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军便由出师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此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企图，在红军北上必经之路预置重兵，使我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决策无法实现。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的通道县城。翌日，在通道召开中革军委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扭转红军的前进路线，放弃北去湘西的决策，改向川黔边方向的想法得到通过。于是红军转兵西进，攻占了黎平。18日在黎平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尔后，在新的战略决策指导下，红军出其不意攻占遵义，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全军覆灭的危险，也为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的决策转向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根据川黔边自然与地理条件不利和考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实际情况，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策，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后，发布了《渡江作战计划》。

　　三是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策转向在云贵川边境地区图发展。根据遵义会议的新决策，红军展开了土城之战，但由于敌情掌握不准，加之地形不利，造成战斗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寻机北渡长江。此时，敌情发生巨变，川军加强了沿江防御，使红军失去了北渡长江之机。因此，中革军委果断放弃北渡长江，进军川西的决策，改向云贵川边境方向发展，并指挥红军向扎西地区集中。2月8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回师黔北的决策得到同意。随后，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并在云贵川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与敌人反复周旋，寻机发展。

　　四是放弃在云贵川图发展的决策再次转向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蒋介石为歼灭红军于云贵川地区，调集云贵川湘四省军阀，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围攻红军，致使扎西会议的决策又无法实现。为寻转机，红军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术，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直逼昆明，不断地调动敌人，使过去决策在川西北创立根据地的计划出现转机，有实现的可能。我军抓住时机，迅速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再一次改变了在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的决策。之后，红军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实现了进军川西与红四军会合的目的。

　　五是再次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策转向在川陕甘共建苏区。进入扎西后，发现以懋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纵横千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只能适应小部队活动，不宜建立根据地。因此，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在川陕甘三省共建苏区的决策。但是，由于张国焘一再拒绝党中央的指示，率部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致使在川陕甘三省共建苏区的决策落空。

　　六是放弃在川陕甘共建苏区的决策转向进军陕北建立西北苏区。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放弃在川陕甘共建苏区的计划。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建立苏区，并将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之后，相继突破天险腊子口，攻占了哈达铺，在哈达铺从缴获的国民学报纸中得知，在陕北尚有一支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因此，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确立了进军陕北的决策。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10月22日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完成了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在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至此，中央红军历时三百六十七天，完成了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二、几点启示

　　回顾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敌情变化，适时调整战略方向的胜利。长征中战略方向的不断变化也带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是确定战略方向要符合客观实际。战略决策决定战略方向。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决策是达成战略决策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制定战略决策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来确定战略方向。一要考虑敌情因素。敌情明对于战略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土城作战失利，敌情不明就是重要原因。二要充分考虑自然地理因素。红军决策的立足点之一就是建立根据地。这样，自然地理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虽然力量强大了，但川西的自然地理因素不适应红军决策的立足点，因此再次改变了决策。三要考虑当前的实际更要考虑今后的发展。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确定红军向北发展的决策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二是战略方向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就是说，战略决策所确定的战略方向要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和可变性。当情况发生局部变化时，积极寻求战机来实现决策；当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要及时变更决策，改变战略方向。一渡赤水和四渡赤水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当客观条件与决策时的判断发生矛盾或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受挫时，要冷静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适时修正、完善直至改变决策。长征中的一系列决策和不断改变战略方向无一不是如此。

　　三是战略方向的落实要有必要的保障。首先要实施正确的指挥和采取相应的作战形式与战略战术。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北去湘西的惨败，四渡赤水作战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佐证。其次，要善于隐蔽企图以捕捉和创造战机。红军在云贵川，正是利用以假示真，佯攻贵阳，兵逼昆明，创造战机，最终调动了敌人，实现了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决策。再次，要组织周密可靠和不间断地情报收集工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红军的装备，要做到这一点极为困难，但红军没有放过任何机会。诸如，每仗胜利后和每到一地都充分收集国民党发行的报纸，从中了解敌情和形势，有时专为收集报纸而进行必要的战斗。红军最后将战略方向确定到陕北的决策，正是从报纸上的报道得到的情报而作出的决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