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腐朽的满清王朝不思进取，由历史潮流裹挟着跌跌蹿蹿被西方列强拖进现代社会，却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覆灭的过程，是历史老人留给苦难的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遗产。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在90多年前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自从克罗齐为世界思想界和史学界提出这个经典命题之后。现代人才逐渐深切意识到：所谓一切历史的当代性，其实就是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性与合乎逻辑的延展性。或者，换过一种说法，一切由当代人所阐述的真实历史，都是当代人以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来拷问过去，借历史的还原，来为当代的问题寻找答案，或为了在迷失了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找到行进的方向感。
正是本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许多被现实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只要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泥沼之后，大都能触及当代问题所奠基的坚硬石块之上，并恍然大悟：哦，原来太阳光所能照到的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可以这么说，上述书评的前言，就是我展读旅居澳洲的华裔近代史学家雪儿简思的新著《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时，所产生的感慨。
一，高升号事件：大清和日本在亚洲改革开放新时代对决的序幕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意识的民族，所谓“以史为鉴”、“以史为师”的说教，自古以来乃至当代，在这个民族的各色人等嘴里，几成老生常谈，似可证明此言不是虚妄之论。
然而，若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却恰恰是一个尽管历史典籍可以汗牛充栋，但却是一个没有“真历史”可读的可怜民族：这个民族屡屡在皇权专制这同一块石头上摔的鼻青脸肿，却依然试图想摸着这块石头过河而走向民主社会的彼岸。
黑格尔就曾经写道：中国人大都“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门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注3】
我始终以为，当黑格尔说，“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时，他恐怕有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评估之上。至少，这话用来描述我读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倒非常真切。
众所周知，即使是令当代中国人不堪回首的19世纪，至少晚至1830年代，当时的大清帝国，在世界上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制造业超级强国。最令当代中国人惊异的是，美国当代学者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注1】一书中写道，1830年代的中国制造业，竟然占到世界生产总量的29.8%，为当时世界各主要大国而望尘莫及，几近于当代的美国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即便是到了中日甲午开战前后的19世纪晚期，大清国的全年财政收入依然高达8000万两白银之巨，约为日本国的三倍。即使是到了极端腐朽没落的清廷行将垮台的时代，当时的大清帝国，也远不是像今人所想象的虚弱不堪。
大致不错的历史记载是，在中日甲午开战之前，清帝国在极具政治智慧和行政长才的李鸿章主导下，于“北洋画了个圈”，整军备战卓有建树，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一支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六的远洋舰队，早在当代中国人高喊“和平崛起”的100年前，就令大清帝国雄起在了世界的东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无论是军力还是财力，无论是制造能力还是战争动员潜力，都远远超过周边各个邻邦的强大帝国，竟然被当了自己1000年学生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满地找牙，以李鸿章代表清廷割地、赔款、告饶，才保住了清廷岌岌可危的存活，使之再苟延残喘几年光景。
从我阅读中国近代历史著述，特别是阅读这本《大东亚沉没》的经验来看，甲午中日第一次战争，与其说是这两个亚洲战略竞争对手在当时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因贪婪的日本人寻找战略资源和生存空间而挑起，不如说是亚洲第一次改革开放浪潮，唤醒了日本国的野心，而拿当时世界最肥的蠢猪大清帝国牛刀小试，更合乎历史的真实。
如今，时过境迁之后，令所有当代中国人扼颈叹息的是，在那个依靠炮舰做后盾所展开的第一次全球性铁血竞争时代，满清王朝始终处于有时积极抗拒有时消极抵制“全盘西化”的内敛状态，而日本人，则除了不搞虚君体制这个唯一具有日本特色的国家制度前提下，举国上下则迥异于大清帝国，进入了全民狂热学习西方近代国家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时代。
随着日本现代化的深入演进，其整个国家因为资源约束和地缘政治的局限，在丛林法则的作用之下，便合乎历史逻辑地迸发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冲动。而首当其冲的对象，因为历史和地缘注定的宿命，其文化母国——中华上国和近邻朝鲜便成了其利爪牙下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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