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
在这次集会上，周恩来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耳闻周恩来的讲演泪水潸然。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以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该是1946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烽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捎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于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尽管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只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与西安时期和这位东北军少帅的短暂接触，特别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张学良和写给他的信，仍然常常怅然落泪。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张学良从息烽写出的最后一封信，正值周恩来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庆和延安之间。接到张学良密信后，周恩来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可是，让周恩来深感难过的是，他纵然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殚精竭虑，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今天，“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周恩来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可是，1961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件由谁才能送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
张学良被秘密幽禁的50多年里，他和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周恩来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在透过香港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以下记述的是周恩来1962年密信送达台湾的经过。
谁是密信的送达者？
第一个送信的人选，是当时正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先生是著名抗日将领杨虎城旧部，曾任西北军高级参议，思想要求进步，靠近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前因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发表过激愤之言，所以遭到戴笠军统特务的逮捕，又被蒋介石下令囚禁在南京军人监狱。
周恩来和郭增恺先生的结识，即为1936年冬天。那时张、杨两将军发动的兵谏已经打响，周恩来受张、杨两将军的电邀，专程从延安飞往西安。此时郭增恺已经出狱，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要一起到西安来从中斡旋，所以想起被蒋介石和戴笠羁押在南京的郭增恺。在这种情况下由宋美龄出面保释，郭增恺得以随行返回西安。也在这一时期，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结识了郭增恺的夫人。现在周恩来忽然想起给张学良转送信件，必要一位身份合适的人才可胜任。而和张氏有旧的郭增恺早已作古，但其夫人仍在香港。在周恩来看来，如此重要的信件，必请一位既与周恩来稔熟，又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士来充任，郭增恺夫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同时她又有去台湾探亲的便利条件。所以，中央有关部门便通过相关渠道准备和郭增恺夫人取得联系，以促成此信的安全送达。遗憾的是，当时的郭夫人不在香港，而远去英伦医病，所以周恩来希望请郭增恺夫人充任信件传递人的想法便不得不搁下来。
但是，诸多史料均对郭增恺夫人充当周总理信使一事，有所记载。其中有人甚至还把郭增恺夫人代转周恩来密信的情节加以虚构，写成小说公开发表。虚构的故事颇具传奇性：郭增恺夫人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以后，亲自来北京面见周恩来，幷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悄悄从北京带回香港。为了顺利进入戒备森严的台湾，郭增恺夫人将周恩来总理的密信小心密藏在一只精致的口红盒内，然后她以探亲作为赴台的理由，搭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她到台北以后，了解到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皈依基督教，每星期三必到士林地区的凯歌教堂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所以，郭夫人就在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上午，装扮成基督教友，从而混进了士林教堂。在那里她故意和张学良、赵一荻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在彼此默然听讲《圣经》时，郭夫人把那支口红塞给了身边的赵一荻。从而把周总理的密信顺利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最近经过采访当事人和查阅相当档案资料，终于搞清当年周恩来写信和转信的详情。毋庸讳言，周恩来的亲笔信确已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里，然而，郭增恺夫人既然不是这封信的真正传递人，那么，又是谁把周恩来这封重要密信送到张学良的手中呢？她就是朱湄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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