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一历史时期，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出现历史的大倒退，清朝取代明朝就是如此。
我们不否认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民族融合和疆域的开拓曾经作出过很大贡献，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清朝入关后对汉族血腥而野蛮的屠杀，这一点许多史料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清初的满族统治者是犯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但这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清朝取代明朝后，不仅恢复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地位，而且采取极端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进行大规模的禁书运动，使中国典籍和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使明末兴起的启蒙思潮中断。
中国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了程朱理学时期，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挞伐，作为欲望主体的“自我”因此被扼杀，儒家学说日趋僵化。提倡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被作为明代的官方统治思想严格确定下来。但是这种以束缚人性、压制人欲为特征的道德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一是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二是专制政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控制。而明中后期的社会思潮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物质生活较之以往大大丰富；当时的明政府，由于皇帝的长期怠政，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争，朝臣间的彼此倾轧，国家机器陷入半瘫痪状态，失去了运转的有效性，客观上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历史的际遇。
晚明启蒙思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首揭启蒙思潮大旗的是李贽。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晚明的社会奢靡之风盛行，官场贪污贿赂成风，在这种情形下，道学家们在疯狂逐利的同时却依然高唱“君子不言利”、“存天理，灭人欲”的陈词滥调，这就使整个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道德教化中充满着假话、空话和大话；官场上充满着假事、假人；文坛上和科场试卷中充满着假文。现实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使人们生活在价值迷失中。正是面对人的“自我”的缺席和价值的迷失，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并据此提出了“人必有私”的论断，公开为“人欲”辩护李贽肯定私欲，肯定人人都有“势利之心”、“趋利避害”之心。“人必有私”、“势利之心”、“趋利避害”之心是李贽考察人的自然属性得出的结论。但是李贽并没有停留在人的自然属性上，他同样关注人的社会属性，但认为社会属性是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基础上的。他对“率性之真”和“道”的关系的论述就体现了这一点：“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这里的“率性之真”既包括“根于天性”的“仁义之心”，更包括“势力之心”。统治者如果能够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尊重人的正常的欲望，并“推而扩之”，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就能做到“天下为公”，这才是真正的“道”。
从“人必有私”到“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可以看出李贽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内在的逻辑。李贽的人性论，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然权利，他所说的“天下为公”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欲望主体组成的“公”。由此可见，李贽的人性论思想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
李贽还公然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李贽的思想以其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在明中后期尤其是明末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李贽“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主张和“人必有私”的论断消解了儒家意识形态特别是程朱理学对人们的禁锢。继李贽之后，公安派提出了“性灵说”，主张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文学要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汤显祖提出了“至情论”，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世间只有情难诉”；冯梦龙则提出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他的许多作品都以“情”字贯穿始终。他们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极度肯定，也就是对感性欲望的极端张扬，认为唯此才是人心中最真实的，传统伦理道德不应该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应与尘世生活相联系，关注个人的内心情感，所有这些都汇聚成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
但是，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其所奉行的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由李贽思想所点燃的启蒙火炬被无情地窒息了，中国思想界又进入了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
清初三大思想家虽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李贽等的思想的影响，但在人性的启蒙这一点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退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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