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达赖逃离西藏，自此便开始了其身不由已、流亡海外的生涯。其和中国的关系和立场也随着西方的需要不断调整。冷战期间，他接受美国的援助，成为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一个棋子。此时，他持激进的暴力和独立的立场。1979年中美建交，成为事实上的对抗苏联的战略盟友。达赖也不得不将立场软化，开始转向附加诸多条件的“高度自治”。冷战结束后，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不复存在。而曾被西方当做苏东集团“演变”样本的中国却由于苏东集团的崩溃成为反面教材。于是对中国的遏制成为西方的首选。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达赖获得政治性色彩强烈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时候，达赖的立场再次发生调整，独立再次成为其核心诉求。这样,八十年代双方重启的对话大门再次关闭。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成为所有转轨国家最为成功的范例。

　　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第三强。2001年“9.11”事件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转而与中国再次结盟，全面合作。在此背景下，达赖只得再次转向，以“中间道路”自居，倡导非暴力、自治。甚至于2007年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然而，此时，达赖已经丧失了其和大陆谈判的最佳时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拨乱反正，中央政府主动与其接触。哪个时期，大陆需要尚算年富力强的达赖发挥安定西藏、改善与西方关系的作用。然而，达赖错判形势，从此双方丧失互信，而且随着大陆的迅速强大，西方的积极合作，再加上达赖年事已高，其意义和价值丧失殆尽。这也是达赖一再向中国示好、让步和双方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原因。毕竟，谈判是需要筹码的，没有筹码或者只能是无条件让步，或者因一方要价过高而陷入僵局。这就是近几年双方的现状。本来,这种状态将不出意外地持续到达赖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不料,2008年却给了达赖另一个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机会。

　　2001年，北京以绝对优势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西方这一次没有阻挠的原因之一在于希望奥运会能够使中国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然而，几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没有走向西方所期待的道路，反而以出乎想象的速度增长和崛起。这令倍感威胁的西方十分的不适应和难以接受。于是在这个背景下，达赖抓住这百年一遇的机会奋力一搏，几乎造成了东西方的实质性全面对抗。但是令达赖不得不失望的是，实力毕竟是决定一切的最终因素。这场对抗以西方的无条件妥协告终，而他和大陆的关系则越来越远。而差一点因为和本国利益毫无关系的西藏而与未来第一大国交恶的西方政治家，痛定思痛，也开始进行政策的调整。这突出的表现在曾站在这场东西方对抗最前沿的法国身上。事件过后几个月，曾在这场对抗发挥过巨大煽动作用的记者无疆界的创始人、秘书长梅纳尔不得不黯然辞职。

　　随后，两家主流电视台前所未有的打破几十年的禁忌播出负面表现达赖的纪录片。在这些纪录片中，达赖违反宗教自由镇压其他教派的行为被揭发，过去达赖在西藏实施的残忍和落后的农奴制度也予以曝光。达赖的宗教、和平外衣和光环开始褪色。显然法国已经意识到，过去出于冷战和反共需要的宣传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否则，长期受蒙蔽和影响的民众，将会在媒体和左派政党的绑架下再次做出不符合法国利益的行为。法国为代表的西方转向，对达赖的打击是致命的。达赖所有仅剩的资本就是西方道义上的支持。一旦这个也失去，他将真正的一无所有。此外，美国资贷危机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海啸，西方不但自顾不暇，还需要中国的帮助。显然，这场危机不会短时期结束，而且危机结束后的世界将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显然，时间已经完全在中国一边。就在此时，达赖身体突然出现状况，不得不两度住院治疗。尽管很快治愈出院，但已过古稀之年的达赖危机感空前增强。面对来自内外的前所未有的不利环境，达赖不得不铤而走险，冒着违逆西方“普世价值”的风险，公开宣布放弃长期宣扬的非独立、非暴力的“中间路线”，发出了他一生的绝唱。希望以此重新引起西方的关注和同情，以及给予他视为生命般重要的支持。同时，也给即将举行的今年第三次与中央政府的谈判施压力。

　　然而，就象过去失算一样，达赖这次仍将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果。达赖做为一张西方遏制中国的牌，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强大的背景下已失去了意义，甚至成为西方的包袱，而急于甩掉（如法国）或象征性的保持体面的关心（如美国布什的电话慰问）。如果达赖真的放弃得到西方支持的“中间路线”，反而为西方抛弃他提供了借口。而且特别令达赖想不到的是，如果这个时候他离开人世，却居然最符合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正处于困境中的西方难以再借题发挥，达赖的最后效应将消于无形。而对于西方来讲，如何在不付出代价或极小代价的情况下得到中国的援助是最为迫切的，而与西方利益无关的达赖如果这个时候离开人世，正好借顺水人情压中国让步，等于是无偿的得到中国的援助。只可叹，困兽犹斗的达赖，想不到1959年掀开的悲剧一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凄凉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