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小小的盗窃案，却如同亚马逊的蝴蝶翅膀一样，掀起了一场狂飙，几乎将上海乃至中国外贸彻底摧毁。这就是发生在1873年的故事。

　　这一年的上海，日子并不好过。在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外资银行收紧银根，纷纷回收贷款。而从外资银行拆借了大量资金的本土钱庄，却被丝绸贷款死死套住：中外丝商们因价格和结算方式发生对峙，互不相让，丝绸采购季节被推迟，资金大量被压。9月份，随着一家丝行的倒闭，将近50家中国公司和20多家本地钱庄被摧毁。就在这哀鸿遍野的熊市里，一起盗窃案的判决激起了本土钱庄的同仇敌忾，联合宣布对停止向外商们发行庄票---一种由本土钱庄签发的可以代替现金流通的票据。没有庄票的支持，就意味着中国内地的广大市场对外商们关上了大门。

　　被盗的是德资顺发洋行（Overbeck&Co.）。顺发洋行的买办陈立堂（音译，ChenLitang），偷走了公司两张庄票，共计4000两。随后，他将其中一张支票交给了恒益钱庄，另一张则交给了德资的鲁麟洋行（此处根据《申报》；鲁麟洋行原名为Reuter，Brockelmann&Co，而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的报道记载为Pustan&Co.）的买办，以抵还其个人旧债。两天后，陈立堂潜逃。

　　当顺发洋行发现问题后，立即聘请律师，要求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退回该款。被拒绝后，顺发洋行向会审公廨（theMixedCourt）起诉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

　　根据《申报》的报道，会审公廨在调解中，要求由顺发洋行、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各承担三分之一的损失。而根据《北华捷报》的报道，会审公廨认为该由包括出票的钱庄在内的五方分摊损失。对于这样的结果，当事各方均不满意。就在会审公廨出面调解之时，一位陈姓的中方法官却下令，必须先交1000两银子押金后，才能受理此案。当事各方不服，集体上访到了上海道台，上海道台则下令将银、票暂留道台衙门。几经周折，各方最后只好接受分摊损失。

　　盗窃案本身了结得很快，但它破坏了本地钱庄“认票不认人”的行规，并且将庄票的权威置于外商不可靠的诚信基础上。吃了哑巴亏的钱庄不干了，联合起来反击，停止签发庄票。同时，向作为外商总商会的“西商公所”（theShanghaiChamberofCommerce）交涉。

　　熊市当道，大家心情都不好。而此时在丝绸价款的支付方式上，外商再度依靠外交压力，彻底否决了华商丝绸行会提出的方案，取得了暂时的胜利。钱庄的反击虽然打在外商的要害上，但他们挟着得胜之势，并没马上松口，双方开始了艰难的僵持。

　　随后，钱庄发起请愿签名运动，不少着急上火的外商也纷纷“旗帜鲜明”地表态赞同钱庄的主张：必须维护“认票不认人”的原则，买办监守自盗造成的损失，应由洋行自行承担，否则后患无穷。

　　双方耗到了1874年3月6日，眼看钱庄的封锁令外贸日益萎缩，西商公所无奈，只能宣布：顺发洋行之案为特殊情况，下不为例，今后无论洋行还是外资银行都必须严格遵照本地钱庄的规矩。上海众华商随后公告：“既奉西商公所议复仍照钱业旧例，遵即知会钱庄出票行用矣。特此布闻。”中国商人们终于赢来了商战的惨胜。

　　在这场围绕着外贸结算方式开展的长达10年的商战中，双方都频繁地使用政治力量。争执时常从商人、商会之间，蔓延到上海地方官员与英国驻沪领事之间、乃至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与英国驻华公使之间。商业的胳膊总是扭不过政治的大腿，不管中国官员们多么努力地维护华商的权益，只要当英方态度强硬、并滔滔不绝地引用此前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时，中国只能无奈妥协。在丝绸结算方式的争执中，上海道台沈秉成最后屈从于英国外交压力，但他还是在《申报》和《北华捷报》上都发布了公告，解释了自己受到外商逼迫的种种无奈。

　　但胳膊总归有胳膊的用途，在政府有心无力的情况下，上海钱庄采用停发庄票这样几近商业自杀的极端行为，却意外地取得了胜利。这似乎表明，作为一种理应建筑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商业的问题最后还是要靠商业的方式平等地解决，“商事商办”，任何凭借不平等的政治力量压制对方的做法，最终伤害的一定是商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