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谈判代表分三路进京
中韩自上世纪50年代起至80年代初就一直相互敌视，没有任何直接交往，但从1983年北京申办亚运会后，两国民间交往日趋加强。到了199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率团前往汉城（现在的首尔）参加在那里举行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受到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获邀出席。中国方面看准了时机，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李相玉，并与他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接触达成协议。这两次官方交往预示着中韩建交的谈判的到来。
同年5月，中韩两国正式谈判建交。据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回忆，根据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双方代表为副部级，副代表为大使级，其中，中方代表由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担任，韩方代表是外务部次官卢昌熹。
1992年8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北京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国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支持由朝鲜民族自己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随后，中国和韩国分别在汉城和北京设立了大使馆。
两国的副代表都是老大使——中方由张瑞杰担任，他自新中国创建初期起，就参与主管朝鲜半岛事务，精通朝鲜语，熟悉半岛情况。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出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大使，离开了一段时间，但对这个地区的了解仍功底深厚；而韩方的副代表是权丙铉，他曾历任外务部亚洲局课长、局长，主管中国事务，后来出任韩国驻缅甸大使，但仍然没有离开亚洲。两位大使各带六七名助手，参加谈判工作。
两国商定，考虑各方面因素，谈判秘密进行。5月的第一次谈判和6月的第二次谈判均在北京钓鱼台宾馆14楼，客人也住在那里。14楼在钓鱼台的一个角落里，比较安静，与外界没有什么接触。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权丙铉一行更是采取“分开走”的办法避开国际社会的关注，有的经东京，有的走香港，也有的经上海——以此避开人们的视线。在谈判空余时间，韩国人也不外出，最多也只是到楼前活动一下。
谈判代表纷纷提前“下岗”做准备
在韩国国内，高层的保密工作更是丝毫不敢放松。据说，与中国谈判建交，只有总统、总统外交安保助理和外务部长官三人知道，并掌握全局。
据权丙铉在中韩建交十周年（2002年8月）之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建交的过程是严格保密的，以保证谈判的各个细节不被泄露出去而影响大局。为了掩人耳目，权丙铉在1992年年初就借口父亲生病，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和他一起负责谈判事务的外交通商部东北亚局局长申正性则托病辞去了职务。
韩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几十年，开始不愿放弃
权丙铉和申正性随后躲到了一个由情报部门准备的秘密场所，开始准备谈判资料。当年5月，他们准备前往中国进行首轮建交谈判时，权丙铉的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的时候问他要去什么地方，那儿的天气是冷还是热，但权丙铉只能缄口不语。妻子对此十分生气，最后干脆给他准备了冬夏两套衣服。
韩国频频向台湾施放烟雾弹
中韩建交谈判中牵涉多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是台湾问题，即一个中国的问题。韩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几十年，开始不愿放弃。但是在几轮谈判交锋之后，经过韩国最高领导首肯，韩方终于接受了中方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之立场，韩国与台湾断交。而中方则表示，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支持由朝鲜民族自己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1992年8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韩国外长李相玉。
在涉及台湾问题时，最为复杂的是如何处理台湾的大使馆馆产问题。权丙铉回忆，为了防止台湾当局在得知谈判消息后在馆产问题上做手脚，韩国政府直到在建交前一个星期才将有关消息通知台湾方面。之后，虽然台湾方面千方百计地想把馆产出售给第三方，但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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