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震光辉的一生无疑是多姿多彩而又鲜明独特的，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是非分明和坚定立场，让人感到尤为可贵。
怒驳湘东南特委书记
１９３０年９月，为保卫和发展湘东革命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根据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遵照湘赣特委的决定，时任湘赣边区赤卫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的王震，率领该支队１５０人，带着１１０条枪离开家乡浏阳县，先后来到浏东高坪和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相继与浏东、宜春以及茶陵、安源等地的游击队、纠察队会合，于同年１０月正式组编成湘东独立第一师。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师政治委员兼师党委书记，马赤任师参谋长，王震任师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团政委。
同年１１月，经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虽然已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得到纠正，但尚未传达到湘东地区。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时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的石青依然提出了“举行湘东南总暴动，迅速夺取萍乡、安源”的冒险计划。为此，他进一步部署要求：一是由刘沛云和谭思聪率师部在茶陵游击队的帮助下夺取茶陵；二是由王震和谭家述率独立一师第三团在莲花第一和第二纵队的协助下，拿下萍乡、醴陵；三是由莲花第三纵队攻占安福；四是由独立一师第一团在莲花第四和第五纵队的配合下，攻下攸县；五是待上述目标完全实现后，独立一师再破南昌、下九江，最终会师武汉。
当石青正在津津有味地描绘着这一异想天开的“宏伟蓝图”时，刚读过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本小册子的王震，突然打断了石青的讲话。他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一语中的地驳斥石青的作战方针是不了解敌情的夜郎自大，是以卵击石，并强烈要求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由于这一正确意见只获得谭思聪和时任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等少数人的支持，会议不仅通过了石青提出的作战方案，而且王震还被扣上了“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与党中央对抗”等一顶顶大帽子。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王震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他这一路人马几乎未受什么损失。而其他几路则因伤亡严重，在谭思聪的竭力劝说下，石青才不得不下令撤出，从而避免了被敌人重兵包围的惨败。在战后会议总结时，石青非但不自我反省检查，反而将罪责全都推到谭思聪身上，并批评王震进攻不主动，还说谭思聪是王震的后台。王震在为谭思聪辩护开脱的同时，也与石青展开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斗争。当石青一意孤行，提议撤销谭思聪和王震的各项职务，并要求与会者表决时，出现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僵局。这时，时任湘东南特委驻独立一师特派员的李天柱，站出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只撤销谭思聪的师党委书记职务和王震的师政治部主任之职，而将王震改任师党委书记并仍兼第三团政委。此方案获得了通过，王震由此化险为夷。
“肃反”中智救张平化
湘赣苏区从１９２９年开始进行“肃反”。１９３１年３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由于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认为中央根据地在“肃反”工作中有很大的错误，“群众力量未能发扬”，“ＡＢ团”等“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掀起了一股贯彻执行王明的“肃反”扩大化路线的狂潮，使一大批革命干部蒙冤受屈，有些人甚至被无辜杀害或被迫自杀。一时间，中央苏区被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王震对此非常痛心和反感，也给予了坚决的抵制。一次，时任湘赣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的谭牛山向王震传达省委的意见，要他趁着去酃县一带作战的机会，杀掉“ＡＢ团”分子、时任酃（县）遂（川）中心县委书记等职的张平化，并改组该县县委。王震到那里后，经过广泛深入调查，认定张平化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干部，被“肃反”人员列为“ＡＢ团”分子纯粹是主观臆断。于是，王震“先斩后奏”，做了让张平化辞去县委书记职务并改任县赤卫大队党代表的灵活处置。返回后，他又将调查和处理情况如实地进行了汇报。谭牛山虽然不满意，但也说不出什么，张平化因此躲过一劫。接下来，在一次省委开会讨论如何处理６００多名“ＡＢ团”的可疑分子这一问题时，谭牛山认为应予严惩，而王震则强调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那些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后仍找不出确凿证据的人要尽快释放。王震的意见得到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等人的支持，从而使该省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得到控制。在王震仗义执言、竭尽所能的保护下，一部分优秀的革命干部劫后余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抵制张国焘我们不能反毛
１９３６年６月初，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长征到达西康甘孜以南的甲洼附近时，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合。随之赶来欢迎的，还有张国焘派来的一个“总政工作团”。该团一位姓马的副团长拿出名为《西北问题讲座》和《干部必读》的两本书，交给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刘礼明科长，并说是张国焘总政委要求在全部队传达学习。刘往下一看，是《反对毛、周、张、博》这样一行醒目的标题以及污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率领红军北上抗日，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之类的内容。他吃惊之余，赶紧将书送给时任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和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过目。王震翻开一看，便愤怒地将两本书扔在草地上，命令刘：“你把它烧掉，立刻烧！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狗养的才反对毛主席！”
６月２２日，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王震在会见了四方面军左路军的朱德和刘伯承后，始知红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和情况。这时，张国焘又派一工作组前来，借慰问之名，大肆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口头宣传，企图拉拢红六军团，并强硬地要求王震尽快将他送来的小册子下发至连队。遭到王震的断然拒绝。工作组走后，王震立即下令把那些小册子一把火烧了。见硬的一套不行，张国焘便将王震请到他的住所，除了请吃饭外，又是热情地说要送给王４匹马，又是一味地吹捧王如何如何能征善战，并许以高官要职。谁料到最后王震依然不领情地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下成长的，不能反毛！”就这样，张国焘分裂党的图谋始终未能在王震领导下的红六军团得逞。
“文革”中怒骂林彪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王震先是被责令“离职休养”，后又被下放到江西。在许多老干部被无辜揪斗、打倒，自身也受到冲击的无情现实面前，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抗争。
“文革”初期，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王震老上级的贺龙惨遭林彪一伙迫害。一天，造反派来到王震家搜集贺龙的所谓“罪证”，王震乘机旁若无人地大讲贺龙的革命功绩，并斥责他们说：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咒骂他是“土匪”，你们也这样骂，你们的立场站到国民党反动派一边了！王震越说越来气，忽然怒骂林彪道：“你做官，要升官，不要踏着别人的肩膀爬，不要牺牲革命同志的鲜血！”当时在场的大儿子见此情形，非常着急，但又很清楚父亲那当面劝说不得的脾气。于是，他机智地将父亲骗出客厅去接一个并不存在的“周总理电话”，乘机规劝他提防惹事，这才使他冷静下来。返回客厅后，王震又耐心地劝造反派说：你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造谣，不要胡闹。你们把老一辈革命家都说成“反革命”，毛主席领导革命怎么还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推倒三座大山，靠的不正是我们这些老帅和将军们的革命忠心吗？你们要多读毛主席的书，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１９６７年，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大字报。在造反派找到王震调查了解谭的“叛徒”问题时，王震一句话便将他们顶了回去：“谭震林不是叛徒！”此后，在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上，又有人要王震发言，他严词拒绝，说：“谭震林是革命老同志，《毛选》里面就有他的名字。毛主席说了，老干部不能都打倒！”实际上，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王震与谭震林之间因意见不合，关系始终比较紧张。“文革”伊始，由于负责国务院农林口工作的谭震林在农垦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动员”，致使王震遭到批判，并被迫离开部长岗位。但王震并未因此而怀恨在心、落井下石。
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文，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被“四人帮”及其代理人以“现行反革命”罪秘密逮捕，从四川攀枝花押回北京，在一家招待所里一关就是两年。当时给高定的罪已经写进了“红头”文件中，只待中央一批准，即执行枪决。在高被关押期间，王震利用他在国务院工作的机会，多次批评冶金部的领导人是“不务正业，不抓生产建设，专门整高扬文，是非常错误的”。一次在有“四人帮”参加的国务院会议上讨论高的问题时，王震挺身而出，指着“四人帮”一伙搞的《高扬文反革命言论》说：高扬文的这些话我也说过。周恩来接口说道：是的，你说的比这些还多。由于王震等人的多方保护和营救，高扬文的问题被逐渐降温。加之周恩来、邓小平亲自过问，毛泽东最后批示：高扬文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高扬文终于活着走出了监狱。
１９７６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病逝和邓小平第三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怀着对“四人帮”疯狂篡党夺权活动的无比憎恨，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走进了叶剑英元帅的家门。在向叶汇报了他所知道的外边的一些情况后，终于忍不住提出了那个考虑已久的问题：“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力请恢复邓小平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因“两个凡是”而一度造成的徘徊局面，王震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１９７７年３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王震全然不顾会议一开始就定下的基调，敢于冲破禁区，斗胆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会打仗、反修坚决。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是同‘??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能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达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尽管陈云、王震等人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和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的发言未被会议简报刊登，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在同年７月和次年１１月，党中央终于先后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以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业发展和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等三项内容。然而，王震于１１月２８日下午和１２月９日先后在西北组所作的两次发言中却指出：“……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就要相对稳定各级党政组织，就要很好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继续解决好过去的一些遗留问题。……‘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应该很好地总结。还有彭真、陆定一的问题，也是该解决的时候了。上海‘一月风暴’，我看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搞的阴谋诡计，是反革命政变，应该讲清楚它的性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是错误的，应该澄清。建议撤销１９７６年四号、五号文件……”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他指出：“……在平等互惠、互通有无的政策下，搞补偿贸易、合资企业，也可以设想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对我国的大江、大河流域进行疏浚，建设梯级开发水电站，开采有色金属、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业。打开了这个大门，经济和科学技术都会上得快一些……”由于有陈云、王震等人关于要求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引进外资、开放搞活的发言的推动，不仅使这次会议远远超出了预定方案，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而且客观上也为紧接着召开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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