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即使对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只是政治上的利用,没有什么亲情。虽然父亲很早就认识林彪,甚至林彪担任115师师长时,父亲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但是,解放后林彪从来没有找过父亲叙旧谈心,在军队会议上彼此偶尔相见也没有交流。阴冷的性格和病夫的痛苦,造就了一个并非正常人的林彪。
其实,林彪并不是一贯整人的,如果不是他政治上和地位上的对手,他并不主动出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的大哥陈华刚上大学,由于儿时他接触过苏联专家,又喜欢苏联歌曲,这给他留下的苏联情结很深厚。他梦想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向往那里的风土人情,希望能到苏联的大学求学。少不更事的大哥在假期坐火车到满洲里,打听如何能够去苏联。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加上大哥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一身军装很惹人注意,他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被送回北京。当时正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时期,父亲在军队受到极大的质疑,总参“抓住”这件事情不放,不仅父亲不断被批判,而且让父亲承认是儿子为他出逃。
父亲感到很冤枉,他说自己跟了毛主席几十年,怎么可能背叛毛主席。但是父亲不论如何解释,如何检查,就是过不了关。事情闹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那里,林彪下了指示,对父亲要“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这件事总算有了定论。因此,父亲对林彪还是心存感激的,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的,而且让父亲在政治上度过了一关。
“文革”中,副统帅神秘地接见过父亲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文革”后的1967年,林彪破天荒地“召见”过父亲一次,就是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他的住地。
林彪这个人向来说话简练,也没有家常里短的客套与上下级的亲情,总是开门见山,那天,林彪先说了几句当年流行的客套话,比如工程兵的运动是否按照毛主席对军队的指示进行的,等等。很快把话题转到他所需要了解的方面,先问父亲北线设防任务,又详细询问了各个军区乃至一些要塞的工程建设。父亲后来回忆,这样的询问方式是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如果军委领导要了解这些情况,应该有个程序和记录,至少不应该是一对一的询问和了解。但是林彪当时如日中天,拒绝林彪的谈话内容也是不现实的。父亲尽量问一答一。
林彪在谈话结束时,用他那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盯住父亲说:“我们谈话的内容要保密,不要对杨成武讲,他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懂得军事工程。”父亲以非常恭敬的态度回答:“我会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去办。”
父亲离开林彪住地后惴惴不安,据他的秘书回忆,他一个晚上没有入睡,就是感到左右为难。虽然毛主席亲自把林彪列为接班人,可是父亲感到,这样的谈话实在有悖于部队严明的纪律。父亲从林彪的口吻中知道他对杨成武很不信任(果然,几个月以后他下令逮捕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对杨成武用代总长的名义发表在全国各报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很不满意,后来,给杨成武安的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己的权威”。
父亲冥思苦索,用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办法向总参打了报告,当然,前提是尊重“林副主席”,用“落实林副主席对工程兵的关心和指示”做了变相的汇报,也对当时担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口头讲了这件事。尤其父亲借着林彪询问过的北边军事工程中的一些问题,请教了他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并向军队的元老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
父亲说,那时候刘伯承已经双目失明,但刘帅摸着凹凸不平的地图说:“我们对苏联的防御,地形对我们不利,北边平原太多,不能用长蛇式的防守,要用集团式的重点防守,要军民联防。”父亲感到刘帅病重,依然这样关心国防,而且思路这样清晰,令他颇为感动。
几年以后,林彪出了事,父亲才在闲聊中和我谈起这件事情,他还不无庆幸地说:“我幸亏没有隐瞒这件事情,否则会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主席会批评我:陈士榘啊,在井冈山咱们就是一个山头的,不要和林彪搞在一起呀。”
“他怎么比得过毛主席呢?简直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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