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即使对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只是政治上的利用，没有什么亲情。虽然父亲很早就认识林彪，甚至林彪担任115师师长时，父亲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但是，解放后林彪从来没有找过父亲叙旧谈心，在军队会议上彼此偶尔相见也没有交流。阴冷的性格和病夫的痛苦，造就了一个并非正常人的林彪。

　　其实，林彪并不是一贯整人的，如果不是他政治上和地位上的对手，他并不主动出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的大哥陈华刚上大学，由于儿时他接触过苏联专家，又喜欢苏联歌曲，这给他留下的苏联情结很深厚。他梦想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向往那里的风土人情，希望能到苏联的大学求学。少不更事的大哥在假期坐火车到满洲里，打听如何能够去苏联。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加上大哥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一身军装很惹人注意，他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被送回北京。当时正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时期，父亲在军队受到极大的质疑，总参“抓住”这件事情不放，不仅父亲不断被批判，而且让父亲承认是儿子为他出逃。

　　父亲感到很冤枉，他说自己跟了毛主席几十年，怎么可能背叛毛主席。但是父亲不论如何解释，如何检查，就是过不了关。事情闹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那里，林彪下了指示，对父亲要“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这件事总算有了定论。因此，父亲对林彪还是心存感激的，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的，而且让父亲在政治上度过了一关。

　　“文革”中，副统帅神秘地接见过父亲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文革”后的1967年，林彪破天荒地“召见”过父亲一次，就是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他的住地。

　　林彪这个人向来说话简练，也没有家常里短的客套与上下级的亲情，总是开门见山，那天，林彪先说了几句当年流行的客套话，比如工程兵的运动是否按照毛主席对军队的指示进行的，等等。很快把话题转到他所需要了解的方面，先问父亲北线设防任务，又详细询问了各个军区乃至一些要塞的工程建设。父亲后来回忆，这样的询问方式是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如果军委领导要了解这些情况，应该有个程序和记录，至少不应该是一对一的询问和了解。但是林彪当时如日中天，拒绝林彪的谈话内容也是不现实的。父亲尽量问一答一。

　　林彪在谈话结束时，用他那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盯住父亲说：“我们谈话的内容要保密，不要对杨成武讲，他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懂得军事工程。”父亲以非常恭敬的态度回答：“我会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去办。”

　　父亲离开林彪住地后惴惴不安，据他的秘书回忆，他一个晚上没有入睡，就是感到左右为难。虽然毛主席亲自把林彪列为接班人，可是父亲感到，这样的谈话实在有悖于部队严明的纪律。父亲从林彪的口吻中知道他对杨成武很不信任（果然，几个月以后他下令逮捕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对杨成武用代总长的名义发表在全国各报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很不满意，后来，给杨成武安的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己的权威”。

　　父亲冥思苦索，用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办法向总参打了报告，当然，前提是尊重“林副主席”，用“落实林副主席对工程兵的关心和指示”做了变相的汇报，也对当时担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口头讲了这件事。尤其父亲借着林彪询问过的北边军事工程中的一些问题，请教了他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并向军队的元老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

　　父亲说，那时候刘伯承已经双目失明，但刘帅摸着凹凸不平的地图说：“我们对苏联的防御，地形对我们不利，北边平原太多，不能用长蛇式的防守，要用集团式的重点防守，要军民联防。”父亲感到刘帅病重，依然这样关心国防，而且思路这样清晰，令他颇为感动。

　　几年以后，林彪出了事，父亲才在闲聊中和我谈起这件事情，他还不无庆幸地说：“我幸亏没有隐瞒这件事情，否则会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主席会批评我：陈士榘啊，在井冈山咱们就是一个山头的，不要和林彪搞在一起呀。”

　　“他怎么比得过毛主席呢?简直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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