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刚刚起步的新中国航空工业陷入了困境之中。但不久，赫鲁晓夫突然给毛泽东写来求和信，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上将受命赴苏联谈判。他有理有节，不辱使命，终于成功地引进了当时中国空军急需的米格-21制造技术。
赫鲁晓夫写求和信,刘亚楼赴苏谈判
1960年6月25日，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赫鲁晓夫突然进行反华宣传，两国关系出现裂痕。同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破坏对华援建项目，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又呈现一团淡雾。
赫鲁晓夫这一手，无非是想重用当年压服欧洲一些国家的手法来压服中国，迫使中国服服帖帖听从他的摆布。但是,1961年2月，赫鲁晓夫突然以求和的口吻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继续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朝鲜战场上王牌飞机的空中对垒，使敏锐的军事科学家们意识到了研制高速战斗机的重要性。1958年，美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时）的F-104星式战斗机。苏联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还在研制之中，中国就与苏联签订了引进该机的技术援助合同。合同刚签不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合同。中共中央军委在同年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空军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空军以高空高速战斗机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要求首先将歼-6飞机（仿米格－19型）优质过关，继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歼-7飞机。
如今，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作出了惊人的抉择。在杭州一边疗养一边主持空军条令和教材编写的刘亚楼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面授机宜,确定平等互利原则
临出国前，周恩来单独召见刘亚楼，交代工作。
去年6月，就在赫鲁晓夫突然决定撤回苏联专家之时，周恩来特地委托刘亚楼，紧急会见尚在青岛度假的国防部专家组长巴托夫大将，以便当面了解他对赫鲁晓夫决定撤回军事专家的反应。刘亚楼对巴托夫大将说：赫鲁晓夫同志下令要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并说这是专家们的一致要求，理由是我方对专家不友好，封锁消息，让他们无法工作等等，您作为专家组长，听到过专家们的具体意见没有，希望能公开提出批评。
巴托夫郑重其事地说：我和中国朋友相处，关系是融洽的，没有什么隔阂，我个人从未感到有什么不尊重，不友好，这些现象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至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样决定究竟是对是错，我个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历史的教训应该吸取，斯大林当年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就过火了，不冷静，犯了大错，造成长期无法愈合的伤口，损失很大，再说，中国可不是南斯拉夫，更应慎重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要保留的。
刘亚楼通过这次约见，不仅摸清了专家组长的态度，还从中了解到大多数苏联军事专家对中国的友好，为中共中央进一步戳穿赫鲁晓夫的险恶用心提供了依据。
这次，周恩来与刘亚楼一起研究分析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方案后，说：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总的精神是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谈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对方蓄意挑衅，那就坚决据理还击。
刘亚楼详细汇报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就苏联准备转让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问题的讨论情况及意见。周恩来说：围绕制造权问题，我们已去过两个代表团。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长工同志带队；第二次是1957年，由聂老总带队，苏联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两次去的专业人员比较少，摸底不多，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专家，尽量把要索取的技术资料提得全一点，特别是原材料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刘亚楼说：米格-21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战斗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周恩来神色严肃刚毅：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我们可以要，但不能允许苏联以此为借口附带任何条件。如果让他们想利用制造权进行讹诈，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那我们就宁可不要!
将军雷霆震怒，批驳陪同"克格勃"
3月，刘亚楼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为了预防克格勃无处不在的监视、窃听，代表团比较重要的会议都放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召开。那里有一房间，屋内装有干扰设备，打开机器，四壁能连续发出"嘟嘟"声，遥控的窃听器就无法听清房间的谈话内容。
刘亚楼提出参观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情况。苏方经考虑，同意代表团到该飞机的制造厂参观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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