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已整整三十七年了。这个事件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故之一，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震撼了处于封闭之中的国人，更是后人认识和研究毛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等方面体制的难得的标本。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这一事件的档案不知何时才能公开，事件前后的许多关键环节成为难解之谜，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一般情况下此事件已不成为严格的禁忌，人们从那些间接的或有所隐饰的资料和回忆文章中通过扒剔梳理、揣测分析乃至旁敲侧击也能多少了解一些有关这次事件的不同以往的面貌。
有文章提到，1971年中，“九.一三”之前，林彪曾两次哭泣。这就很耐人寻味。
林彪，共和国最年轻的元帅，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文革”中更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副统帅”、列入中共九大“党章”的“接班人”，其权高位重不在话下，加之其人性情孤僻、寡言少语，自然在人们眼中更显得威风凛凛、“首长”气派俨然。谁能想到，这么个人也会像小孩子一般哭天抹泪。
第一次哭泣是在1971年2月，当时林彪正在苏州休养。“九.一三”事件后收缴的“罪证”材料中包括不少林彪的夫人叶群与他人的通话内容，这些都是林立果窃听后记录下来的。（林立果这个坏小子偷听他老娘电话的原因许多有关书籍和文章都曾提到，在此不赘。）其中，在一份大概是当年三月份的通话记录中，叶群对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说：“在苏州，……我们两人都哭了。他（指林彪——引者注）哭政治上的，我主要是哭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见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这次哭自然肇因于前一年8月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形势。“庐山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四届人大作准备，在这次全会的开幕会上，林彪置毛泽东多次所说的“不设国家主席”的“金口玉言”于不顾，以赞颂毛泽东“国家元首地位”的讲话暗中表达他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态度。随之，叶群就指使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等人在“小组会”中发言附和，并对反对在“宪法”中列入“设国家主席”条文的中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等人进行猛烈抨击，给他们扣上“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由于在那个年代颂扬毛泽东是“政治正确”，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得到了不明就里的大多数与会高官的支持，一时造成一种声势。
不料，张春桥等人的言行实际上表达的是毛泽东的意思（毛自己不想再任他十几年前让给刘少奇的国家主席一职，又不放心让别人当），而且当时张春桥正受毛泽东的青睐，毛正琢磨着要把张提拔成“接班人”，最主要的是，会场上的那种声势在毛看来颇有林彪一呼百应的意味，这使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毛内心就产生了的对林彪“尾大不掉”的顾忌终于发作：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的文章印发全体与会人员，文中点名痛斥在发言中鼓吹毛泽东是“天才”并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并扯到所谓“唯物论”、“唯心论”以及“马列主义立场”的“理论高度”上。毛泽东的表态一言九鼎，立刻扭转了会议的局面，与会高官纷纷按毛定的口径发言，一度狼狈不堪的张春桥等人转眼间就成了“英雄”，林彪一方则慌了手脚。毛泽东很有“斗争艺术”，他只把陈伯达这个没有根基的“老夫子”推出来作为“罪人”批判，而对吴法宪等与林彪关系密切的军队大员只让他们“检讨错误”，至于林彪，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用“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之类的话“保”了他。
不过，毛对林的疑忌已然生根，“保”只是暂时的“策略”，“庐山会议”后削弱林彪势力的步骤接踵而至：除了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对林彪等人旁敲侧击之外，毛泽东还向他认为被林彪势力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他信任的人并“改组”了拱卫京畿重地的北京军区；另外，毛还让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乃至叶群等人反复写“检讨书”，他亲自批阅，比如1970年10月14日他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评语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第二天他又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示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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