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受命中南海
1951年春，张经武刚刚就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不久，一件与其职务几乎毫无联系的大事落到了他的肩上：毛泽东要他同李维汉、张国华、孙志远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土登列门、桑顿·登增顿珠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李维汉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藏还没有解放，其上层人士正在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直到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藏的门户昌都，西藏地方政府才同意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1951年4月29日到5月23日，经过二十多轮协商，最终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张经武没有想到的是，协议刚签订，他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中央还要求他立刻启程，经香港、印度，到西藏的亚东去会晤达赖，然后进驻拉萨。
张经武所以必须先去亚东，是因为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集团内讧，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下台，十六岁的达赖亲政，掌握了政教事务大权(按西藏历史惯例，达赖不满十八岁是不能执政的)。西藏地方政府仓促为达赖举行了亲政仪式后，一些亲帝国主义分子便把达赖挟持到边境小镇亚东，想伺机把他带到国外。因此，尽管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经签了字，但如何实现还是问题。特别是如何具体协调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理西藏上层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些都不是在北京谈判所能够解决的。这样，中央赴藏代表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艰巨。
党中央非常关心张经武的西藏之行。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向他交代了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随后，毛主席在丰泽园接见了他。毛主席很关注达赖的去留问题。他向张经武指出：从达赖的来信看，他是不会很快逃到国外去的。但达赖年幼，他周围的一些反动分子会煽动他向国外跑。毛主席说，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从昌都入藏还要作一些准备，抵达拉萨当在三个月后，所以，派张经武从香港一印度一线去亚东见达赖，是要劝说、敦促他早日返回拉萨，以免部队进藏后，造成不明真相的达赖出走的复杂局势。毛主席最后交给张经武一封亲笔信，委托他转交达赖。
青年时期的达赖喇嘛
谈话结束后，毛主席把张经武送到门口，一再叮嘱：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达赖返回拉萨。
中央领导的关心，使张经武感到肩头重担千斤。当时，对于大部分干部来说，西藏是神秘而陌生的，张经武同样对它知之甚少。而且那里没有党的组织，没有群众基础，进藏后的一切工作将完全依靠他去独立进行，这无疑是对他的严峻考验。
经过几天匆匆准备之后，张经武轻装简从，仅率十二人，于1951年6月13日离开北京，奔赴雪域高原。
艰难跋涉会达赖
与张经武同行的，有他的助手乐于泓(即阿乐，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厅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十八军联络部部长)、副官李天柱、藏语翻译彭哲、医生徐乐天、机要秘书兼译电员郝广福及警卫员等。另外，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和翻译彭措扎西(达赖的姐夫)也同道返藏。
到达香港后，为了争取时间，张经武率乐于泓等三人，与凯墨·索安旺堆等先期飞往新加坡，转道印度加尔各答飞抵孟加拉邦北部的小城锡里格。之后乘汽车蜿蜒北上，于7月10日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的交通枢纽噶伦堡。噶伦堡是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的桥头堡。由于其交通位置重要，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日益繁荣起来。这里的居民除印度人外，还有尼泊尔人、西藏人和一些西方人。这里也是外国特务、间谍往来麇集的地方，他们活动的目标就是西藏。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挥着西藏上层中的一些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
在噶伦堡，中国驻印使馆安排张经武住在喜马拉雅饭店。当张经武到达时，亚东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帕里宗本(相当于县长)雪康·索郎塔杰，以及本地的西藏商务代表处官员和一些西藏大商人，已经在饭店门口迎候多时了。双方见面后，张经武特别表达了对达赖的问候和关心。
当天下午，张经武约见驻噶伦堡的西藏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释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内容，一再强调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希望有关人士将中央的态度转告给达赖及其周围的人。晚上，西藏商务代表处官员以及与达赖有密切关系的大商人邦达养壁·桑都仁青等，为张经武举行了宴会，气氛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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