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地攫取了我国东北各省，华北地方，由于地理的关系，就首先成为日军加紧侵略的目标了。这时，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华北，被迫将这一片破碎混乱的土地，交给他们向来歧视的“杂牌队伍”——第二十九军来防守。

　　第二十九军是原来冯玉祥所部的旧西北军的一部分，曾经在1933年春天，在喜峰口和日军打过死仗，有一定的战斗力。二十九军自从管辖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以后，财政方面，活动些了，它从国外购买军火来补充实力，又把原有四个师的编制人数扩大了些，此外又增编了几个旅，名义上作为地方部队。这一切对于日军来说，无疑地，是一种威胁。

　　我当时是二十九军的一个旅长，属于第三十七师，师部和我的旅部都设在西苑，由于华北对日妥协的局面，显然不会维持长久，迟早总有一战，我们做了准备应战的工作和修筑防御的工事。在1937年的3月中，我同张自忠（二十九军的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所率领的代表团去日本参观，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特意安排的一种向我国威吓的行动。当时，我们看到日本国内一般的工厂都已经派有驻厂的军事代表，而所有的军事工厂，也都昼夜开工。5月初我们回到北平，又看见日军剑拔弩张的情况，大家都感觉到战事就会一触即发了。

　　此时日军在平津一带，驻有一个旅团，其中一个联队驻在丰台，所谓“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则驻在天津，指挥华北的全部日军，司令官为田代中将。7月5日，日军由丰台到长辛店演习，要求穿过宛平县城（就在卢沟桥头），我军不许，相持了半天，日军才绕道城外回去。6日我接到驻在丰台的我军的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出，枪炮都配备了弹药，和普通的演习情况不同，我军即准备应战。日军又借口有一个日兵进城失踪，要求进入苑平县城搜查，我军坚决予以拒绝。7日拂晓，日军向县城开炮，步兵逼进城根，担任守城的我旅第二一九团立即予以还击，日军没有想到我军竟敢反击，伤亡甚多。第二天日军不攻城了，要求讲和。10日至15日又几次攻城，都被我军击退，17日以后又要求讲和。就在几次讲和期间，日军从山海关外调队增援，到部队调齐，又来进攻，日军田代司令官乘马到丰台视察阵地，被我军击中。不久，北平又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在夜间由城外要求通过广安门进城，我军加以阻止，双方发生了冲突。在廊坊车站，日军又向我军进攻。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退八宝山的三十七师部队，否则立即行动，宋予以拒绝，战事就又爆发扩大了。

　　“七七”开始后，我军士气旺盛，10日夜间，在卢沟桥的我军一连，竟能击退九辆日军坦克车，这样类似的事还很多。

　　此外，工农群众的帮助，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卢沟桥头的宛平县城，被日军数十门大炮猛轰，始终没有攻破，就是得力于长辛店铁路工人的支援。我军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城墙下边挖空，长辛店铁路工人弟兄们运来枕木铁板和铁轨，帮助我军筑成坚固的阵地，等到战事爆发后，我军立即进入阵地，使日军大炮无法发挥威力。农民弟兄们不怕危险，主动地争先恐后，帮同运输弹药、食物，抬送伤兵、药品，这些都给了我军以莫大的支援和鼓励。

　　7月30日终因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我率领部队到达长辛店，晚间撤退了宛平城内的部队。当时宛平城一片死寂，老百姓惊疑地望着撤退的士兵，士兵们也都洒泪离城，全军向保定进发，从此中国人民英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