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作为急先锋具体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总监部部长肖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但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他们间其实存在着许多是是非非。
历史的阴影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过激烈争吵。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责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不行，就他行。”
当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验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同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已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刘伯承在129师召开的百团大战总结会上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是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南丰主攻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敌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彭德怀将中央局包括南丰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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