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建立了政治同盟；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又于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建立了军事同盟。其后，三大法西斯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表面看，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加强了联合；实际上，他们的同盟并不是如其所谓的钢铁一般的坚固，三国之间各怀鬼胎，尤其是德日两国间矛盾极大。其根本原因是两国互相矛盾的征服战略（而不是希特勒宣扬的雅立安民族优越论引发的德日种族隔阂）；对中国和苏联的不同态度为其主要表现之一；其缓和是由于双方对外政策的调整；其影响则是使军事同盟名存实亡，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德日两国的征服战略及其矛盾之处：
二战初期，对德国而言，希特勒的计划是首先和英国达成全球性的妥协，以便德国能在欧洲大陆上自由行动，逐个孤立其邻国，以闪电战方式将其一一击破。接着挥戈东向，打垮苏联，夺取地理上的原料基地。最后，拥有强大舰队的德意志帝国将与英美决战于海上，夺取世界霸权。
对日本而言，早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及其后的《田中奏折》中已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公式。当然，在具体的侵略方向上，日本内部亦是意见不一。从日俄战争到苏俄建立再到二战结束，日本一直对苏联怀有极大的敌意，以至于陆军主张“北进论”。又由于与苏冲突的接连失利及对东南亚资源的渴望，以海军为主的势力主张“南进论”。而内阁由于体制上的缺陷无法驾御军部，其外交政策成为军部行为的“擦屁股纸”，侵略方向上更是朝三暮四，无所适从。自己内部都无法统一意见，更谈不上与盟国协调了。
德国的政策是先西欧后东欧（故必先稳住苏联），先陆地后海洋（故必先稳住英美）。所以，对苏联，德国希望日本在其发动对苏战争前勿与之冲突，在其与苏开战后从苏联后方牵制之；对欧美，则希望利用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侵略吸引英美的注意力，牵制英美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则采取骑墙和调和的政策，既利用日本的实力，又利用中国的资源。但日本向来重利轻义，不会如德国希望的那么配合，前面已提过日本内部的不统一，在外交政策上，日本更是大行投机主义，且对德国的外交策略不仅不配合，甚至连理解都谈不上，尤其是对德国的对苏、对华政策十分恼火。两国战略的分歧甚至对立，使其无论政治的或军事的联合都是貌合神离，有名无实。
二、对华、对苏政策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对苏联政策
1936年，德日两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时就包含了直接针对苏联的秘密附件。反共、反苏既是他们稳定西方的烟雾弹，也是他们原先的目的之一；只是当时的联合还只限于政治领域。但当1938年两国准备进一步缔结军事同盟时，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在对苏联的政策上。德国建议缔结一个既针对苏联又针对英美的军事同盟条约，并规定一旦缔约国之一卷入战争，其他缔约国将立即予以军事援助。日本则担心缔结广泛而紧密的盟约会使日本失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特别当日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时，过多树敌只会使日本处于更为不利的战略态势。所以日本主张同盟条约只针对苏联，不包括英美；缔约国不承担“自动参战”的义务，是否要参战要经过“协商决定”。
日本希望德国配合他的“北进”计划，这与正在向捷波扩张的德国欲利用日本牵制英美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后希特勒虽有一定让步，同意“协商决定参战与否”，但日本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不让，使谈判陷入僵局。由于德国进攻波兰的日期迫近，而三国同盟又迟迟不决，这使德国不得不背着日本秘密地与苏联谈判以孤立波兰，终于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这就违背了与日本在《反共产国际协定》中的秘密协定，使日本的“北进”计划失去外援，再加上日苏诺门坎冲突中日方的失利，使“北进”计划的实现更加渺茫。日本平沼内阁不得不因此发表了“复杂离奇”的声明，以此为由总辞职。这件事日本称之为德国对其的第一次背叛。
日本感到被抛弃的同时不得不调整对苏政策，“南进论”抬头，并且中止了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不料就在其与苏刚刚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不到三个月，德国再一次“耍”了日本—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了。可笑的是，其前的《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时，德国还有意做日苏接近的中介。而《三国同盟条约》与《日苏中立条约》本身又是矛盾的。德国再一次打乱了日本的计划，使其“南进论”的实施又差点泡汤，难怪近卫文磨称之为“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的第二次背叛行为”。而日本由于短视的、机会主义的对外政策，轻率决定了南北并进论，最终形成了与美苏均为敌的不利局面。日本对苏外交的连连失利，一方面是与德战略相矛盾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其二元外交、短视外交长期执行的必然后果。
对华政策
自魏玛共和国以来，一次大战后德国的对华政策均是十分友好的，至纳粹德国初期仍是如此。（虽然政府与军工界有着不同的计划。）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一次大战后德国与中国虽分属败胜两个集团，但均为被压制的国家，政治上同病相怜；另一方面，德中双方均认为发展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中国方面，历史上中德两国积怨少，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长期对德国抱有好感。
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即悄悄重整军备；在凡尔塞体系的严密封锁下，中国成为绝好的军备资源基地，同时又是军工产品的理想销售市场，还是德国重工业投资的潜在地区。对中国而言，德国不仅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榜样，而且又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顾问和武器供应商。双方的互相需求使两国关系相对于同一时期的中外关系而言更加平等。
希特勒上台后，表面上德国的对华政策仍是魏玛时期的继续，以至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卢沟桥事变”期间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了大批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武器还是服饰都是德式的。实际上，希特勒有着自己的打算：对德国的征服世界的计划而言，日本比中国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北可牵制苏联，南可牵制英美；而中国则只有资源，没有实力，不符和希特勒的盟友要求，[伊犁将军以为“弱国无外交”这句话不但表现在与敌对国家的外交关系上，也表现在与相对友好的国家之间，弱国在国际社会想找一个盟友也很难。]虽然中国丰富的战略原料对德国的战备很重要，但这只是战前及战初的意义，一旦德国以闪电战征服了欧洲，获得新的原料基地后，中国便没有太大价值了；即使有，也是在德国征服苏联之前，或许还可能发挥一点牵制作用。
在希特勒的棋盘上，中国只是个随时可抛弃的小卒罢了。但由于时机的不成熟，德国还不能立即抛弃中国；再加上德国国内军工界的在华利益，使德国不得不在中日的对抗中采取一种骑墙的政策。一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包括军事顾问和武器在内的各种支援；另一方面对日保持友好的盟国态度。七七事变后，德国甚至反对日本的全面侵华行动。“德国警告日本‘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他们的行动’，甚至认为日本的行动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相抵触，因为它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从而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帮助’。”为了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德国甚至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试图做中日调解的中间人，后因日本的得寸进尺而使调解破裂。1938年，为了能与日本签订军事同盟，德国不得不开始牺牲在华利益。希特勒主动修改对华政策，亲华的国防部长被撤职，承认伪满州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撤走军事顾问团和驻华大使。但日本并不十分买账，结果军事同盟条约谈判陷入僵局。
对日本而言，德国在华势力的存在、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无论从何种目的上讲都是对其侵华计划的破坏。早在1934年的“天羽声明”的发表，不仅是针对英美等国，同时也是阵对德国的在华军事顾问团的。日本对德国以私人公司的名义对华提供援助亦十分恼火，却又无法正面解决之。德国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而在对华政策上向其妥协当然使它高兴，但日本并不打算让德国分享在华利益。改变对华政策后，德国资本家的在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与伪满州国的贸易根本无法弥补这个缺口。而日本也正在报复性地排挤德国的经济势力：“一位喝醉酒的日本军官向他的一名德商朋友透露，尽管德日是好朋友，但德国人终将会被踢开。”可见德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妥协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结论
二战是由德意日法西斯为一方进行的。我们平时只是将他们笼统地概括为轴心国集团，并不十分注意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与同盟国之间的勾心斗角一样，轴心国之间亦存在着大量的矛盾与冲突。其矛盾的根源则是各国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全球战略。本文所想表明的德日两国在对苏、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其实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内部矛盾远不止此。或许，他们之间的矛盾要比同盟国之间的矛盾还大。正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使轴心国之间的联合貌合神离、有名无实。这也是他们失败得如此之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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