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多年前，中日两个东方国家于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面上展开了一场决定两国国运的生死搏斗，这是人类进入铁甲舰时代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海战。在这场战争中，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从战役角度看还远远谈不上彻底失败，甚至还可以说获得了胜利，日本舰队率先撤出了战场，而我方的两艘主力舰“定远”“镇远”仍在。
但随后两国舰队的命运却有了天渊之别。同样带着累累伤痕返回基地的两国舰队，李鸿章下死命令，靖远等舰必须在10天内修复，定远和镇远必须在一个月内修复。这年的11月14日，已经修好的“镇远”舰在返回威海军港时触礁，失去作战能力，而能进行修理的旅顺已经被日军攻占，管带林泰曾绝望之下自杀，使北洋水师在武备和人员方面都遭受重大打击。而日方的情况是，全部参战舰艇在5天内就已经完全修复完毕，于9月23日重新出现在中国近海。这时候，清政府和日本之间不同海军发展道路的巨大差异才得以显露出来，那就是中国完全依靠对外购买军舰，而日本则在购买军舰的同时大力发展了自己的造船业，并逐渐过渡到以自身制造为主。
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很清楚的，李鸿章在黄海海战后执行了“保船避战”的方针，将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海军，直至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从此，中国在列强的瓜分下日益没落，国土受到蹂躏，人民惨遭屠杀，财富被洗劫一空；而日本却迅速成长为世界几大强国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就已经成了除美英之后的第三大海上强国。
中日造船工业：几乎同时起步
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两个东方大国都主动执行了相当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在中国，明清两个王朝都曾有过“片帆不许下海”的禁令，违犯者轻则杖笞，重则极刑（或绞或枭首示众），家人发边远充军，货物及船只没官，清王朝还曾制造50里无人地带。后来虽有所驰禁，但也只是开放了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在日本，17世纪初叶以来，随着基督教和日本本土宗教、政体的冲突，掌握实权的幕府将军颁布了禁教令，仅仅在长崎一地保留了“唐人屋”和孤悬海外的“荷兰商馆”，用于和中国、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
近代以来，中日先后被动地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前线指挥官无一都被英军的舰船利炮所震惊，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师法洋人”制造船炮的声音，并被民间知识分子魏源总总结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已经出现。但遗憾的是，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昏庸腐朽的清王朝又耽于歌舞升平之中，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尽管我们今天对它评价很高，但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直到20多年后才由左宗棠在甘肃重新刊刻。
中国的造船工业始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涌现出的一批洋务派人士，他们在战争中对西方近代工业技术的产物——船炮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已经可以正视中西方之间在器物层面的差距了。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并延聘华衡芳与徐寿试制蒸汽机，于1863年1月28日制成中国第一艘木壳小火轮“黄鹄号”。1865年9月20日，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江南制造总局最初向上海租界的美国公司旗记铁厂购买机械厂房和船坞而成立，同年，将原本苏州洋炮局和由容闳向美国买的机器设备抵达一起并入而成。1868年，该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制船身）惠吉号。但该局重要业务还是修造枪炮，造船部门发展缓慢。中国造船工业的真正兴起还在福州船政局的创立。
1866年，镇压了太平军余部以后，左宗棠即着手筹建船厂。他在奏折中写道：“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臣愚以为欲防海之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同时指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至1884年2月，共造轮船25艘。中国第一批技术工匠也随之诞生了，从第五艘船“安澜”开始，轮机即由船厂自己制造，这是左宗棠早就定下的“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的方针的实现。它虽然仍是仿造，虽然从绘图到制成成品仍是在外国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但都是通过中国工匠自己操作制成，质量且不亚于外国同类产品，表明中国的技术工艺水平大有提高。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造船业也开始起步，但是日本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反应比起清政府则要快得多，相比之下，清政府实已浪费20年的宝贵光阴。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首次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就在这年，幕府在横须贺附近的浦贺开始自造第一艘欧式双桅风帆军舰“凤凰丸”号，并于第二年5月完工。1856年，幕府以单舰10万美元的价格向荷兰订购了咸临、朝阳两艘蒸汽明轮军舰。1854年（安政元年）12月23日，日本东海道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安政大地震”，此时正停泊在下田港的俄国护卫舰月神号，在海啸中严重受损，后由日本的造船工匠修复。这是日本工匠第一次学习西洋造船技术的机会。1861年，幕府在长崎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长崎制铁所，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更换船具等维修工作。长崎制铁所后来拨给三菱财团，成为未来日本造船业主力——三菱长崎船厂的发祥地。1865年幕府又在横须贺开创了“横须贺制铁所”。
在这个时期直到1884年前后，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水平还领先于日本。但在这年的中法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竟然让敌对一方的军舰驻扎在自己的军港内达40天之久而不采取防范措施，在对方的突袭下，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也几乎全部被毁。但由于自身技术力量都在，船厂很快得到了恢复，第二年就造出了排水量达2200吨的铁胁船“镜清”号，发展自身造船能力的优势已在这次事件中有所体现。
清政府买来的现代化海军，只起了“稻草人”的作用
尽管这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已有了相当水平，清政府最终还是走上了几乎全靠外购军舰组建海军的急功近利之路。这其中固然有外来势力压迫日甚，清政府只得靠此迅速建成海军的因素，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大员对于造船工业与西方整个工业体系的复杂联系一无所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恩格斯在1877年回顾欧洲舰船发展历史时指出：“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近代机器大工业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无论是材料加工技术，还是能源动力开放以及制造运输等，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不仅使工业生产在工厂内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而且加强了各个工厂之间、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业与商业之间的联系。例如，由于蒸汽动力技术的广泛应用，进而推动燃料工业、机械制造业、钢铁冶炼工业、采掘工业、材料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一系列的发展，并促使其形成互相促进、互相依托的共同发展局面，且不说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即使它们出现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就会影响其共同发展速度。
这种复杂有机的关系，对于造船业的单独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事实上，李鸿章主张外购军舰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自造军舰价格很高，有时高达外购价格的3倍。除去官员的贪腐和落后的管理方式对成本的增加外，中国没有一个与造船工业相匹配的现代机器大工业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倾力发展造船业，以此带动与之相关的采矿、冶铁、机械制造等工业，则会极大地促进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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