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中国人参加的朝鲜战争中，除了最初几个月的时间双方真正是在作战以外，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双方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之中。其中，谈的时间远比打的时间长。因此，研究朝鲜战争，必须要研究朝鲜战争停战的过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开始及其经过艰难曲折最后取得成功，自然是战争双方反复努力的结果，但是这种努力背后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的。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它对停战谈判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了解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理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介入这场战争背后那些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

　　斯大林对联合国干预的应对策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经过苏联顾问计算的北朝鲜军队的军事能力，以至竟没有考虑到应当采取适当的外交手段来阻止可能的国际干预。事实上，还在1月底，他就以抗议美国等国拒绝驱逐国民党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名义，要求他的代表离开了联合国。对他来说，此举也许能够避免苏联在联合国公开卷入争论，从而引发有关苏联与战争关系的不恰当联想。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并不在意苏联对战争会做何种反应，几乎当天就做出了干预战争的决定。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其影响下的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在在7月初的安理会上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包括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直接干预朝鲜战争，以援助刚刚加入联合国的韩国政府。对于这一严重事态，苏联因为没有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竟然失去了利用其否决权加以阻挠的重要外交机会。

　　当然，联合国的介入对于共产党人并非都是坏事。这是因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中间，毕竟并不都那么赞同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这就给了苏联重回联合国，发挥其外交影响力，以牵制美国军事干预计划的机会。苏联方面首先试探着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推动英国出面提出和平调停的建议。此举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而印度驻苏联大使却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随后以个人身份提议由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对此，斯大林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因此出面代表苏联政府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而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其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斯大林迅速决定利用8月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作用。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反应根本上都不是想要促成朝鲜停战。按照最初的军事计划，北朝鲜人民军应当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在此期间美国或者是联合国军应当难以做好大举干预的军事准备。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7月间继续对战争保持乐观的看法。他对美军介入在军事上所做的准备，仅仅是同意向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派出“穿着文职人员的服装，作为《真理报》的新闻记者”的军事顾问，以便加强部队的有效指挥力量，同时赞同中国政府关于“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战争发生意外时能够迅速“入朝作战”的建议。直至8月底，北朝鲜人民军的推进在釜山一带受到美军的顽强阻击，陷入僵局，他依旧继续给金日成打气，声称：“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

　　8月，苏联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出任主席。他对朝鲜停战问题提出了两项先决条件，即：第一，必须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及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第二，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半岛。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撤销在苏联代表缺席时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作出的各项决议。显而易见，苏联人并不指望这些要求能够取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赞同。苏联代表的努力唯一取得收获的，是9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议案。

　　9月29日安理会通过上述议案的时候，北朝鲜的军事形势已经随着15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而全面恶化。但即便如此，斯大林也并不指望能够在联合国阻止麦克阿瑟向北朝鲜推进。他显然更希望中国能够按照它所做出的承诺，出兵援助朝鲜。因此，苏联政府这时并没有设法提出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安理会接受来作为讨论基础的和平方案。它坚持主张：朝鲜半岛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由北朝鲜的最高会议和南朝鲜的国会作为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而在实际上，斯大林在莫斯科明白告诉来访的周恩来和林彪：现在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日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结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估计的，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对苏联的劝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上来，中国人被迫出兵援朝。

　　毛泽东的作战目标？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无疑带有不得已的性质。毛泽东用来劝说多数领导人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基于道义和感情的因素，因为都是共产党人，过去金日成等朝鲜同志曾长期与中共并肩作战，因此反复讲：“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二是迫于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因为北朝鲜毗邻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因而强调对朝鲜不能不帮，让美国人骑到鸭绿江边来，就会威胁我们，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但是，从志愿军参战之日起，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仍多少抱定了要在军事上解决问题的想法。还在10月2日，毛泽东最初起草给斯大林的复电，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他就详尽地说明过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的观点很清楚：“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而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革命都是有利的了。”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朝鲜战争有“两军相持成为僵局”的可能性，但他显然更看好“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差距过大。因此，他的意见是，志愿军出动后，“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十分明显，毛泽东这时是以彻底战胜和驱逐美军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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