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特·阿班，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阿班在华工作了十五年，期间报道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杨植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叙述了作者亲历的那段风云历史。

　　一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即今日的上海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1936年12月某晚，我独自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略感无聊。目前，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处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军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一看时间，只有八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了？”“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重要吗？”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最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人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他说，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稿，每十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

　　接下的两周好戏连连，结果则皆大欢喜，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最好的结局，对中国，这也是幸事。

　　二

　　1937年年初，蒋夫人对我说，她正根据其自身经历，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其中涉及她如何参与谈判，争取丈夫获释。

　　夫人所写的非凡手稿，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被囚期间，认真阅读《圣经》，并在那段艰险的时期，加深了对基督教的信心。读到这些，我不禁想知道，对蒋介石这种人，基督教到底意义何在。一次，我去做客，趁机绕着圈子探听西安事变的情形。蒋介石在我的引导下，终于滔滔不绝起来，讲述起一段极不寻常的故事。他的话，由蒋夫人替我翻成了英语：

　　我睡在华清池北面的一栋房子里，紧靠着后墙。凌晨4点左右，我被南面院子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卫队人数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来行刺。

　　我不喜欢穿整套的睡衣裤，睡觉时爱穿你们美国人说的那种老式长睡袍。被吵醒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衣服，直接蹬上一双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绸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为是冬天，早晨天还是黑的。我朝着北面的围墙跑去，拼命爬了上去。那墙大概有八九英尺高吧。

　　爬到墙顶后，我就两手抓住墙的边缘，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为也就八九英尺高，谁知墙的北面外是条护城河，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点没有准备。

　　我跌进护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厉害，布拖鞋也不见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脚并用，从沟里爬了出来，痛得钻心。地面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冷得刺骨。到处都是一摊摊未化的积雪。

　　我慢慢爬到了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渐渐变白了，我到处找地方躲，却是徒劳，周围连棵藏身的树丛都没有。华清池里还在战斗，我的卫兵人数不敌叛军，边打边逃，叛军一路追赶，枪声渐渐朝山坡方向移了过来。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会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的绝望。

　　接着，我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我向上帝认罪，坦承自己的缺点，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会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正好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不久，叛军恢复了秩序和军纪。它们在大石下发现了我，没有杀我，也没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华清池。后来，他们又把我带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