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云南的历史上，有一文一武的两所学校，都非常著名，"文"指西南联合大学，"武"指云南陆军讲武堂。前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后者培养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正因为如此，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称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与清末新军的建立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军36个镇（师）。地处边疆的云南，因国防需要，计划建立新军两镇。1909年2月，云南新军编成一个镇，被授予第十九镇的番号，官兵总计为10900人；与此同时，全省巡防队也改为营制，共62个营，第十九镇与巡防营官兵总计约3.5万人。
新军的编练迫切需要新式军官，因此开办陆军学堂以培养人才，势在必行。云南陆军讲堂是清末各地创办的讲武堂中最为重要的一所。它初办于1907年9月，由陆军小学堂总办胡景伊兼管，开学之初有学员86人，而到2月，留堂者仅41人，学堂设施及教学质量均较差，结果才7个月就停办了。一年以后，由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及云贵总督锡良经过一番筹备后又重办。
云南陆军讲武堂复办之际，正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中国留日学生毕业回国，云南当权者便从中物色人才，任命大批回国留日学生为讲武堂的骨干和教官。在这批人中，同盟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李根源、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庾恩旸、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
据统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革命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动分子。从学历来看，受过新式教育的占绝对优势，在已知的担任教官（教员）的40人中，日本各学堂毕业者有28人，就学于北京京师大学堂者有4人，就学于越南巴维学校者2人，情况不明者6人，这个分类的数据，反映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员的政治、业务的基本情况。
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革命党人事实上掌握了讲武堂的大权，使之成为云南革命的重要据点，成为西南地区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筹备之初，讲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由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兼任，同盟会员李根源任监督（相当于主管教学训练的副校长或教务长）。到1910年5月，高尔登连名义上的讲武堂总办也辞了，李根源继为总办，沈汪度为监督，张开儒为提调，这样，讲武堂的一二三把手全为同盟会员所担任。正是因为如此，重办以后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焕然一新。
讲武堂操场[资料图片]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其开办之初,明显地有几个重要特点，使它显得更不一般。
第一、规模较大，班次较多，学生人数也比较多。云南陆军讲武堂一开始就开设了甲、乙、丙三班，计420人。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100人，特授学术，为特别班。1910年初随营学堂（系由部队中选拔学术科学好的军士和上等兵，加上一部分普通学校学生）200人并入丙班。同年5月，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生有志从军者30人，投入讲武堂，于是讲武堂又设一"附班"。这样，开办之初全校学生共630人，1910年8月，甲、乙两班第1期学员毕业时，又调选了甲、乙两班第2期学员各80人入堂学习。这样，辛亥革命爆发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军事训练和民主革命思想洗礼的近800人。这批人返回新军和巡防营，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重要骨干和基本力量。
第二、学制较长。根据清末关于军事学堂学制的规定，讲武堂的学制每1期一般为4个月，除假期及往返时间外，实际在堂学习时间仅为3个月，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甲、乙班学制为1年，特别班为两年半，丙班为3年，学制要比规定的时间长几倍（而实际执行却又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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